冀望新政府來解決學用落差？

包括小弟我在內，很多人探討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學用落差問題，有些人希望新政府能解決問題。

我多次說過我不想當官，只想做事，因為我認為在這個時代，當官不見得做得了事，要做事的不一定要當官，尤其是對我這個人而言。因為我個人認為，台灣當前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文化，而教育文化影響到經濟與政治，衍生出社會問題。這些根源性的問題，光是換一批人執政，或許能改善問題，但並不足以全盤解決。

我想，唯有民眾的覺醒，才能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比如說以下這段報導，希望只是媒體的片段報導，也希望民眾會明察秋毫：

「蔡英文政策辦公室執行長張景森轉述，業者反映台灣教育系統與產業脫節，產業需要的軟體人才非常不足，因為老師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也不能升等，造成教育系統產生的人才不符合產業需求。」(註1)

如果把上述這段的「因為」換成「其原因之一是」的話，那我可以接受。但是，邏輯上我不大認同以上這段的說法，因為完全沒有提到業界自己該負起的責任，包括業界提供具備吸引力的工作條件，以及業界與學界合作共同培養軟體人才。

教育部或是學校的長官們，或許不方便出面反駁這個未來可能是上級長官的張景森執行長所轉述的話，因此社會大眾和未來的執政團隊可能以為學界默認了此類業界人士的說法。

因為我沒有長官們的包袱，所以可以大膽跳出來說，當前的學用落差，是這些年學界、業界與政府所造成的共業，我們不能老是讓業界指責政府，政府訓示學校，而學校為了經費只好悶聲照辦，不敢說話。如果換了政府還是這樣幹，是超越不了這個共業所造成的障礙而持續這個循環的。

但坊間往往對於我這類沒權沒勢沒名的人的話不放在眼裡，當成是憤青、酸民之流，甚至學界大老會嗤之以鼻，說不在體制內反映意見，不好好做教學研究，寫這些沒什麼用。但在體制內反映意見能造成改變嗎? 什麼是好好做教學研究呢?

其實張景森執行長轉述的話，就是指出我們多年前就指出的大問題。雖然在過去這些年，教授要快速升等的話，教軟體不如專心寫論文，關心教育界大環境不如教學生鑽牛角尖，至少這是我親身經驗。但我覺得，在新的時代，學術界必須有新氣象，不能再延續這樣的舊文化，所以我覺得該做的事情要做，該講的話還是該講，只是累壞自己的身體，減少陪伴家人的時間罷了。

我在2014-2015年間，接受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的委託，探討學用落差的問題，撰寫了一份題目為【務實弭平學用落差與促進產學合作】的研究報告，收錄於【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註2) 的第五章，歡迎各界參考。學用落差的問題，牽連到產官學各界，如果各自為政，互踢皮球，推卸責任，那麼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想概略了解全局的話，可以看看這篇報告，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該報告完成時大約是2015年5月，剛好當時的教育部吳思華部長找我和一群關心高等教育改革的人士某周末在部長官邸做非正式茶敘，我把這份360頁的報告，還來不及裝訂，直接呈上去給部長，建議他有空看看。當然，吳部長有沒有空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盡我作為國民的一份責任，以及述說我在學界的所見所聞所思。

的確，我是不能只靠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而升等的，我也不是為了升等而來做「開源系統軟體」的教學研究，而上述探討學用落差的報告，對我的學術生涯不會有加分作用，只希望不要被長官認為是不務正業就好。

有趣的是，這些日子以來，學術界似乎出現某種轉機。這一周來參與了系上的「產學合作」和「新興領域」的策略會議，討論如何鼓勵系上同仁做產學合作以及朝向新興領域發展。最近負責寫新的「研發基地」的構想書，教育部長官已不再拿「大學排名」和「學術卓越」作為首要的目標，而是洋洋灑灑列了十大點：

1. 對台灣前瞻創新產業發展的影響

2. 是否對解決我國社會重要問題有所貢獻

3. 是否成為該領域或主題匯聚校內外人才與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並創造外部連結效益

4. 是否展現階段性研究進展

5. 是否與國際重要研究單位與社群建立合作連結關係

6. 是否在該研究領域上積極促進社會對話、每年提出政策建議書

7. 是否吸引全球人才來台就學工作

8. 在該領域是否擁有整合與學術領導地位

9. 研究成果回饋學生學習的情形

10.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當然，學術中人最會寫文章，所以要落實一切，最後還是要看評審是否務實，是否有眼光，是否能抗拒人情壓力。否則，就算文章作得再好，結果靠學術人脈結案，還是務虛一場。

除了教育部，產業界和其他政府部門似乎也開始想玩真的，想多投一些資源在軟體研發上，對於開源系統軟體有興趣，找我諮詢發展軟體的對策等等，甚至學生們也動了起來，開始關心起資訊教育。我想，這些都是好現象。

在我談理念的同時，我也跟年輕人談現實面，理想和現實往往是有段距離的，最終還是得一面尋求平衡，一面藉由創新來降低期間的落差。想降低學用落差，也是一樣的道理。我昨天才寫了一篇網誌，公開回應一位想轉行的臉友(註3)。我說，現在是個全球資訊化的時代，當年台灣靠著與美國日本的友好關係和技術合作，也得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建立起硬體代工、代設計產業，現在某些代工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技術門檻不夠高、差異化不夠，會做的人多，只好削價競爭，但是那些夠專業的代工廠，還是有其生存之道。我們鼓勵創新，但同時希望技術門檻要夠，才能真正改變產業。

我希望多一些像我一樣做軟體教學研究的教授能夠升等，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多一些和我合作做軟體技術研發的公司能夠發達，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讓多一些對軟體有興趣的學生更上一層樓，但我不能保證他們一定找到理想的工作。不過我個人覺得，好好想清楚，找到值得努力的理想，比起找到確定能大發利市的工作，更是個人能把握的事情。

對我來說，有個值得努力的理想，在努力的過程中嘗試縮短理想與事實之間的差距、讓自己看得起自己，這樣的意義性比獲得名聲、財富、地位更重要。當然，名聲、財富、地位可能對於達成理想有所幫助，但若捨本逐末，那我就不是現在的我了。

總之，想改變社會亂象，不能只冀望政府，也需要眾多人的努力，唯有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至於如何影響教育文化? 我想，不是只能由教育部、文化部來告訴我們什麼是教育文化以及解決學用落差問題，可以是由我們主動來告訴教育部、文化部，以及更多的部會，我們希望有甚麼樣的未來，以及我們願意承擔哪些責任。

(註1) http://udn.com/news/story/9485/1532⋯⋯：要能與產業溝通-推動新人才培育，聯合報，2016-03-01

(註2) 「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陳永芳、周祝瑛、洪士灝等撰，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2015/05，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

(註3) 洪士灝，臉書網誌: 改行做軟體與自學新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