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正在推的「哥倫布」「愛因斯坦」計畫[1]，注重培育年輕學者固然是件好事，但有點頭痛醫頭、操之過急、規劃不周延。
這讓我想起一些往事。
即使時光倒回至我2005年回台灣教書的12年前，這些「哥倫布」「愛因斯坦」計畫都與我無緣，因為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工作7年，民國55年次的我，到台大任教時已經快40歲了。
當時台灣各界普遍缺乏危機意識，恣意揮霍著先前多年所謂台灣經濟奇蹟所累積的資產，就算有人呼籲也是紋風不動，學界務虛浮華，產業層次停滯不前，政治社會更是不遑多讓，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不斷湧現。
我剛回到台大時，是個nobody（現在也還是）。大學念電機系的我，在資訊系沒有人脈；看到學界務虛的現象嚴重，大老們似乎只知道用數期刊論文點數來掌控教授升等的方式，打造出所謂的卓越大學。身為助理教授，只有認真寫論文拼升等的本份，菜鳥的呼籲如同狗吠火車，過去的業界經驗不受大老重視，產學合作被長官認為是搞外務。
這些年來，好幾位同事離職了，一方面是因為有更好的去處，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台大不僅有志難伸，還必須面對諸多的不合理。
有些人可能可以用平常心看待這些不合理，反正一路讀書考試的成功經驗告訴他們，不要管他合不合理，只要根據遊戲規則力爭上游即可。等到媳婦熬成婆，才能和長官大老平起平坐，分享權力和利益；在熬成婆之前，與遊戲規則無關的事情，不需太在意。
這些人是非常務實看待自己的利益，但對於社會而言，往往就不是那麼務實了。當然，我還是要幫這些教授朋友們說些話，不這樣做，又能如何呢？除了離開教職之外，還有什麼選項呢？
比起某些上市公司的主管，為了個人利益，刻意掏空公司，乃至於政客掏空國庫，許多的教授朋友做了遠超過所得薪水的教學服務工作，還要被逼著熬夜寫論文，學界務虛的問題，不能怪他們。
像我這種拒絕寫期刊論文而評鑑不過，在2010年被通知「留校察看，兩年後檢討是否續聘，評鑑通過前不晉升薪級」的個案，在台大電機資訊學院中如果不是唯一，大概也是極少數的「敗類」。
我想，大多數正常人應該不會選擇走我這種「偏激」的路線來面對制度和文化上的不合理。或許這就是所謂「平庸的邪惡」，不然優秀的日耳曼人民，當年怎會跟隨著希特勒做出自私自利卻傷天害理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哥倫布、愛因斯坦，哪個是正常人？我們的社會中，有多少奇才異士，被打壓是怪胎異端，受規訓而平凡化？
還好，寫論文並非難事，我在留校察看期間迅速發表先前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在2012升等副教授，接著在四年後的2016年升等正教授，至少證明這樣異端的路線是行得通的，產學可兼顧，與產業相關的研究是可以發表，只是需要與眾不同的經營方式和理念。
相對於哥倫布、愛因斯坦，我選擇走的路和研究成果渺小之極，但也算是走過那麼一遭，這些年做我認為應做的事，說我該說的話，似乎沒有什麼大遺憾。
[1] 【申請人數沒過半】科技部砸50億重金攬才 年齡門檻太高卡死一堆學者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9890%3F
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
2017年11月28日 星期二
直接面對問題，不要說幹話
昨天在學校的餐會時，大家聊到「這年頭做官、當台大校長很難，不管怎麼說話，民眾和學生都會開罵」。有長官就問我，你在社群網路上經驗豐富，有什麼好招？
我說，我所發表的意見，也有很多人不同意的，這年頭請不要再有戒嚴時代那種可以由上而下左右民意的思想，但也不要妄想要討好每個人。最好的作法很簡單，就是「說實話」和「務實做事」。至少我是本著這個原則，所以十年前講話和做事的態度和現在是一致的。
直接面對問題，不要說幹話。例如最近賴院長的功德說，會被大多數網民認為是幹話而罵聲不絕，因為這種話沒有針對問題本身的焦點，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被罵之後可能連他的盟友都不想跳出來為他辯護，除非是有廣大信眾的seafood。
大多數長官和政治人物幹話說多了，習慣成自然，甚至在說幹話時時常有下屬拍手喝采配合演出，以為自己真的說得很好。殊不知，有些聽眾心裡面不知道罵了多少回。
直接面對問題，但不要亂開支票，妄想快速卻不切實際的解決問題。政黨和政府，在過去幾十年慣用這個手法來唬弄民眾，早就被明眼人看穿手腳，只是許多政商大老還昧於現實，或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再繼續多撈一點，抑或是這麼多年搞下來，周遭盡是會說不會做的人？
君不見，那些描繪美麗願景但缺乏務實規劃的政策，時至今日，很快就被拆穿是畫大餅充飢。
如果直接承認「政府財政不佳，只能付出這點薪水，我們真心抱歉，如果經濟好轉，我們提高待遇」，有人還是會開罵，但至少較接近現實，有人會跳出來幫他辯護，或是就現實狀況去深入討論「真的是財政問題，還是存心壓榨，怎麼計算才合理」這些議題。
有些大老覺得要面對一大堆酸民的意見很討厭，大大降低政府做事的效率，懷念台灣舊時代政府的效率、人民的勤奮。
是的，「掌控民意」這件事，中國可以，台灣不行，那些比台灣還早民主化、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國家更沒有辦法。所以中國政府辦事不只比台灣有效率，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國家更有效率，北韓除外。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在二者難以兼顧的時候，更需要務實討論，尋求中庸之道。
我說，我所發表的意見，也有很多人不同意的，這年頭請不要再有戒嚴時代那種可以由上而下左右民意的思想，但也不要妄想要討好每個人。最好的作法很簡單，就是「說實話」和「務實做事」。至少我是本著這個原則，所以十年前講話和做事的態度和現在是一致的。
直接面對問題，不要說幹話。例如最近賴院長的功德說，會被大多數網民認為是幹話而罵聲不絕，因為這種話沒有針對問題本身的焦點，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被罵之後可能連他的盟友都不想跳出來為他辯護，除非是有廣大信眾的seafood。
大多數長官和政治人物幹話說多了，習慣成自然，甚至在說幹話時時常有下屬拍手喝采配合演出，以為自己真的說得很好。殊不知，有些聽眾心裡面不知道罵了多少回。
直接面對問題，但不要亂開支票，妄想快速卻不切實際的解決問題。政黨和政府，在過去幾十年慣用這個手法來唬弄民眾，早就被明眼人看穿手腳，只是許多政商大老還昧於現實，或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再繼續多撈一點，抑或是這麼多年搞下來，周遭盡是會說不會做的人？
君不見，那些描繪美麗願景但缺乏務實規劃的政策，時至今日，很快就被拆穿是畫大餅充飢。
如果直接承認「政府財政不佳，只能付出這點薪水，我們真心抱歉，如果經濟好轉，我們提高待遇」，有人還是會開罵，但至少較接近現實，有人會跳出來幫他辯護，或是就現實狀況去深入討論「真的是財政問題，還是存心壓榨，怎麼計算才合理」這些議題。
有些大老覺得要面對一大堆酸民的意見很討厭，大大降低政府做事的效率，懷念台灣舊時代政府的效率、人民的勤奮。
是的，「掌控民意」這件事，中國可以，台灣不行，那些比台灣還早民主化、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國家更沒有辦法。所以中國政府辦事不只比台灣有效率，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國家更有效率，北韓除外。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在二者難以兼顧的時候，更需要務實討論，尋求中庸之道。
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30天上班336小時?
根據報導[1]，理論上在合於新勞基法草案規定下，可以讓勞工30天之中上班336小時，如下圖所示。
我相信這社會上有很多不會強迫員工加班的好老闆，也有不少自信身體強健耐操或是自願賣肝賺加班費的員工，他們可能覺得30天336小時不算什麼，或者偶一為之並無不可，只要勞資雙方你情我願就好。
但立法主要是為了保障弱勢，避免最糟糕的情況成為常態。如果資方可以合法要求勞工如此排班，而這樣的排班可能會造成過勞，那顯然這個法在對勞工的保障上有個漏洞。政府不應該假設所有老闆都不會鑽漏洞、所有勞工都自願配合。
我訥悶，在法規設計上，能否訂定一個「軟上限」(soft limit)和一個「硬上限」(hard limit)呢? 如果某行業或是某公司經過充分的勞資協商，可向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可後可將工時提高超過軟上限，但是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超過硬上限，這樣的立法方式是否較有彈性，也有控管機制，避免現在這種一體適用於所有行業、大小公司的作法?
補充:
1. 不能靠立法來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我們還是不應該立一個有漏洞的法。
2. 超過軟上限應該要有核可期間，也應該考量每家公司的勞資互動紀錄來決定是否核准，另外還可以考慮徵收額外的加班費和稅金。
[1]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realtime/20171125/1248010/
我相信這社會上有很多不會強迫員工加班的好老闆，也有不少自信身體強健耐操或是自願賣肝賺加班費的員工，他們可能覺得30天336小時不算什麼，或者偶一為之並無不可，只要勞資雙方你情我願就好。
但立法主要是為了保障弱勢，避免最糟糕的情況成為常態。如果資方可以合法要求勞工如此排班，而這樣的排班可能會造成過勞，那顯然這個法在對勞工的保障上有個漏洞。政府不應該假設所有老闆都不會鑽漏洞、所有勞工都自願配合。
我訥悶，在法規設計上，能否訂定一個「軟上限」(soft limit)和一個「硬上限」(hard limit)呢? 如果某行業或是某公司經過充分的勞資協商，可向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可後可將工時提高超過軟上限，但是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超過硬上限，這樣的立法方式是否較有彈性，也有控管機制，避免現在這種一體適用於所有行業、大小公司的作法?
補充:
1. 不能靠立法來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我們還是不應該立一個有漏洞的法。
2. 超過軟上限應該要有核可期間，也應該考量每家公司的勞資互動紀錄來決定是否核准，另外還可以考慮徵收額外的加班費和稅金。
[1]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realtime/20171125/1248010/
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停止製造無動力世代
看到丙成兄呼籲各界停止製造無動力世代［1］，我也想來談談我的看法。
學生無動力的原因很多，檢討教育體制是重要的，但這麼多年教改，各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斷在檢討對方，翻來覆去，難有共識；前進三步退兩步，難有大作為。
我認為根源在於經濟。無論教育如何改，如果經濟不振，能安居樂業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此時對於大多數學生和家長而言，為了卡位生存，似乎只有奮力擠進一般人認為的人生勝利組保證班（頂尖大學），進不了保證班的學生，必須加倍努力證明自己的才能，不然可能被貼上魯蛇的標籤。
那麼，一個政治經濟發展良好的社會，能夠提供許多能讓一般民眾安居樂業的工作機會，要憑藉什麼呢？當然不能靠那些虛耗社會資源的政治口水和幹話，必須靠健全且優質的產業。
一個健全的產業，需要社會各種行業的支持。經商的、辦教育的、搞文史哲學的、研究科學的，對於產業的發展，都能有其貢獻，但如果某行業的作為與產業脫節，就造成虛耗人力、腐蝕人心的現象。
台灣的教育內容和學術研究，與產業脫節的狀況很嚴重。這個跟傳統的文憑主義有很大的關係，早年我們說大學（University ）的英語諧音是「由你玩四年」，而且我們真的很多同學時常翹課、混社團，並沒有比現在的學生用功，但當年台灣的產業發展得不錯，成績不佳的同學成為科技新貴、當老闆的比比皆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台灣產業所需的技術能力遠遠低於先進國家。不需要念大學、研究所，也能夠幫人家修電腦、裝軟體、開工廠。絕大多數的技術來自於國外，只要學會如何應用即可，不必深究其原理，也不一定要搞創新。
也就是說，當年台灣的教育內容和升學體制並沒有比現在好，大學生也沒有學到什麼實用的東西，台灣的經濟奇蹟並非歸功於高等教育，政府和產業沒有真的把人才培育寄託於大學，大學教授樂於做自己感興趣卻和產業脫節的教學研究，大學生開心玩四年，家長也不很擔心，反正到處都有工作機會。
但是在這二十多年來快速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社會的成長速度太慢。既有的產業不願冒風險砸重本嘗試轉型升級，很多教育機構跟過去一樣教的還是那些與產業脫節的內容，學生還是跟我們當年一樣忙於為考試而讀書，倒是多出許多讓人心惶惶的政治鬥爭和媒體亂象。
我想講的是，如果大家願意在各自的崗位上嘗試與產業鏈接，多幾分努力設法提升產業、創造更多優質的工作機會的話，台灣的經濟才會健全發展。光是在國內爭權奪利，彼此酸來嗆去，就算政黨再多輪替幾次，教改翻來覆去，還是無濟於事。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政治上應設法停止務虛、創造價值，產業應設法精進技術、提升全球競爭力，教育應重視多元且務實的人才培育和專業發展，社會應善用開創性人才、同時照顧弱勢。
能朝這些方向做點事情，即是功德。這是我所理解的法華經名句「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所蘊藏的深意。
[1]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2830016
學生無動力的原因很多，檢討教育體制是重要的，但這麼多年教改，各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斷在檢討對方，翻來覆去，難有共識；前進三步退兩步，難有大作為。
我認為根源在於經濟。無論教育如何改，如果經濟不振，能安居樂業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此時對於大多數學生和家長而言，為了卡位生存，似乎只有奮力擠進一般人認為的人生勝利組保證班（頂尖大學），進不了保證班的學生，必須加倍努力證明自己的才能，不然可能被貼上魯蛇的標籤。
那麼，一個政治經濟發展良好的社會，能夠提供許多能讓一般民眾安居樂業的工作機會，要憑藉什麼呢？當然不能靠那些虛耗社會資源的政治口水和幹話，必須靠健全且優質的產業。
一個健全的產業，需要社會各種行業的支持。經商的、辦教育的、搞文史哲學的、研究科學的，對於產業的發展，都能有其貢獻，但如果某行業的作為與產業脫節，就造成虛耗人力、腐蝕人心的現象。
台灣的教育內容和學術研究，與產業脫節的狀況很嚴重。這個跟傳統的文憑主義有很大的關係，早年我們說大學（University ）的英語諧音是「由你玩四年」，而且我們真的很多同學時常翹課、混社團，並沒有比現在的學生用功，但當年台灣的產業發展得不錯，成績不佳的同學成為科技新貴、當老闆的比比皆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台灣產業所需的技術能力遠遠低於先進國家。不需要念大學、研究所，也能夠幫人家修電腦、裝軟體、開工廠。絕大多數的技術來自於國外，只要學會如何應用即可，不必深究其原理，也不一定要搞創新。
也就是說，當年台灣的教育內容和升學體制並沒有比現在好，大學生也沒有學到什麼實用的東西，台灣的經濟奇蹟並非歸功於高等教育，政府和產業沒有真的把人才培育寄託於大學，大學教授樂於做自己感興趣卻和產業脫節的教學研究，大學生開心玩四年，家長也不很擔心，反正到處都有工作機會。
但是在這二十多年來快速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社會的成長速度太慢。既有的產業不願冒風險砸重本嘗試轉型升級，很多教育機構跟過去一樣教的還是那些與產業脫節的內容，學生還是跟我們當年一樣忙於為考試而讀書，倒是多出許多讓人心惶惶的政治鬥爭和媒體亂象。
我想講的是，如果大家願意在各自的崗位上嘗試與產業鏈接，多幾分努力設法提升產業、創造更多優質的工作機會的話，台灣的經濟才會健全發展。光是在國內爭權奪利，彼此酸來嗆去，就算政黨再多輪替幾次，教改翻來覆去，還是無濟於事。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政治上應設法停止務虛、創造價值，產業應設法精進技術、提升全球競爭力，教育應重視多元且務實的人才培育和專業發展，社會應善用開創性人才、同時照顧弱勢。
能朝這些方向做點事情，即是功德。這是我所理解的法華經名句「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所蘊藏的深意。
[1]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2830016
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賴清德院長的功德說
剛剛看到我的臉書被賴清德院長的功德說[1]洗版，我想，很多人習慣性用某種看法來合理化一個苦痛堪忍的現象，賦予某種意義。尤其是當上長官之後，可能因為無力改善現象，只好也如此。
除了批判政府長官，看看我們一般老百姓又是如何呢? 剛好看到PTT昨天貼出一篇找人開鎖的文章[2]，頗寫實的道出台灣普羅大眾習慣找便宜好康，不是很注重專業的狀況。
這樣的習慣，從庶民百姓到企業領袖，極為普遍，如果不改，大概很難提升專業的價值。這社會不只有慣老闆，也有很多的慣民。
最後附上一篇中研院專業研究者的文章[3]，看法與我類似。文中說:「所以要改善目前經濟狀況，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於 GDP 如何分配，而是在於如何把 GDP 的餅做大，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以擺脫低價競爭的循環。」
財富分配的問題當然存在，但台灣真正的問題是沒有去把餅做大，一大堆人卡到了位置之後就盡可能的撈，不在專業上求突破，當然在全球化的經濟情勢中日益衰退。
建立起專業高度，或許是條辛苦的道路，但這是社會成長的必經之路，沒有捷徑。
[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171
[2] https://www.ptt.cc/bbs/StupidClown/M.1511441096.A.F57.html
[3] http://research.sinica.edu.tw/taiwan-economic-salary-yang-tzu-ting/
除了批判政府長官，看看我們一般老百姓又是如何呢? 剛好看到PTT昨天貼出一篇找人開鎖的文章[2]，頗寫實的道出台灣普羅大眾習慣找便宜好康，不是很注重專業的狀況。
這樣的習慣，從庶民百姓到企業領袖，極為普遍，如果不改，大概很難提升專業的價值。這社會不只有慣老闆，也有很多的慣民。
最後附上一篇中研院專業研究者的文章[3]，看法與我類似。文中說:「所以要改善目前經濟狀況，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於 GDP 如何分配，而是在於如何把 GDP 的餅做大，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以擺脫低價競爭的循環。」
財富分配的問題當然存在，但台灣真正的問題是沒有去把餅做大，一大堆人卡到了位置之後就盡可能的撈，不在專業上求突破，當然在全球化的經濟情勢中日益衰退。
建立起專業高度，或許是條辛苦的道路，但這是社會成長的必經之路，沒有捷徑。
[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171
[2] https://www.ptt.cc/bbs/StupidClown/M.1511441096.A.F57.html
[3] http://research.sinica.edu.tw/taiwan-economic-salary-yang-tzu-ting/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做科技界的新民
在「軟體吃掉全世界」的表象下，這陣子重軟體輕硬體、重創意輕技術的思維與論述在台灣極為普遍。
十年前政府大推系統晶片的時候，我強調軟體研發的重要性；這幾年風向翻轉，軟體人覺得終於有引領潮流的機會，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忽略軟硬整合的重要性。
的確，矽谷這幾年很缺資料科學家、人工智慧專家，但是大家要知道，矽谷已經擁有很多高階的軟硬體人才和技術，能夠和這些資料科學家、人工智慧專家一起合作，把創意打造成一流的應用、服務、系統。
十年前科技大廠紅利滾滾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遠，不要只為人代工作嫁，應思考如何轉型創新；這幾年風向翻轉，新創蔚為風潮，但我想提醒大家，還是要紮穩技術根基。
由於這陣子實在看到太多缺乏技術含量的新創案，我說句難聽的話，請不要再把「庶民百姓沒看過的東西」當作是「創新」或是「新創」了好嗎？一時的創意，很可能只是自己之前沒聽過、沒想到的點子；要成為創新，必須進一步確認所謂的創意並沒有被別人提出和嘗試過；要做新創事業的話，最好是能夠有獨到的技術，否則我認為成功的機會頗渺小的。(用喬的或是用騙的就不提了)
十年前學界長官要我拼命寫期刊論文升等的時候，我堅持研究實務上有用的技術；這幾年風向翻轉，上頭要求研究計畫要有產業效益，但我想提醒大家，轉型不是一蹴可幾的，要懂得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不能土法煉鋼、坐井觀天。
要真的把一流的東西做出來，真的很不容易。光是把目前最強的技術搞清楚並且整合實作在一起，就可能要研究許久，更何況要做出別人沒做到的，談何容易？最好是自己要在某方面夠專業，或是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的能力，但這往往需要多年的學習和努力去累積技術能力。
高等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做學問、為人，乃至於為政，需要不斷努力創新找出路。自古皆然，如今尤是。
說到自古皆然，很多人讀過這段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禮記。大學》
古文中「日新」「新民」「維新」的意思很清楚了，強調日積月累為創新努力，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可理解為做研究追求極致的哲學、科學、工程。可惜，當理念成為教條和考題的時候，竟成為後來讀書人的束縛和框架。
多少讀書人把「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用在考試和謀取功名利祿上，卻不務實解決問題。考試時背得出「湯之盤銘」和「康誥」的典故，但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實踐「作新民」？
說到如今尤是，因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科技在破壞性創新的威力，尤其是資訊科技和人工智慧蓬勃發展，有可能造成更多的革新。但革新不應是政治口水，也不是辦家家酒，更不能是半吊子，要有一整套方法。
我想，台灣若要向上提升，最需要的是教育文化的革新：革去諸多的陋習，給學子和人民多一些空間和時間去作新民。這時候，有些人可能會發現，作新民需要有知識和方法，需要好好學習鑽研，不是時常加班或是天天看新聞就行的。
十年前政府大推系統晶片的時候，我強調軟體研發的重要性；這幾年風向翻轉，軟體人覺得終於有引領潮流的機會，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忽略軟硬整合的重要性。
的確，矽谷這幾年很缺資料科學家、人工智慧專家，但是大家要知道，矽谷已經擁有很多高階的軟硬體人才和技術，能夠和這些資料科學家、人工智慧專家一起合作，把創意打造成一流的應用、服務、系統。
十年前科技大廠紅利滾滾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遠，不要只為人代工作嫁，應思考如何轉型創新；這幾年風向翻轉，新創蔚為風潮，但我想提醒大家，還是要紮穩技術根基。
由於這陣子實在看到太多缺乏技術含量的新創案，我說句難聽的話，請不要再把「庶民百姓沒看過的東西」當作是「創新」或是「新創」了好嗎？一時的創意，很可能只是自己之前沒聽過、沒想到的點子；要成為創新，必須進一步確認所謂的創意並沒有被別人提出和嘗試過；要做新創事業的話，最好是能夠有獨到的技術，否則我認為成功的機會頗渺小的。(用喬的或是用騙的就不提了)
十年前學界長官要我拼命寫期刊論文升等的時候，我堅持研究實務上有用的技術；這幾年風向翻轉，上頭要求研究計畫要有產業效益，但我想提醒大家，轉型不是一蹴可幾的，要懂得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不能土法煉鋼、坐井觀天。
要真的把一流的東西做出來，真的很不容易。光是把目前最強的技術搞清楚並且整合實作在一起，就可能要研究許久，更何況要做出別人沒做到的，談何容易？最好是自己要在某方面夠專業，或是具備跨領域團隊合作的能力，但這往往需要多年的學習和努力去累積技術能力。
高等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做學問、為人，乃至於為政，需要不斷努力創新找出路。自古皆然，如今尤是。
說到自古皆然，很多人讀過這段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禮記。大學》
古文中「日新」「新民」「維新」的意思很清楚了，強調日積月累為創新努力，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可理解為做研究追求極致的哲學、科學、工程。可惜，當理念成為教條和考題的時候，竟成為後來讀書人的束縛和框架。
多少讀書人把「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用在考試和謀取功名利祿上，卻不務實解決問題。考試時背得出「湯之盤銘」和「康誥」的典故，但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實踐「作新民」？
說到如今尤是，因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科技在破壞性創新的威力，尤其是資訊科技和人工智慧蓬勃發展，有可能造成更多的革新。但革新不應是政治口水，也不是辦家家酒，更不能是半吊子，要有一整套方法。
我想，台灣若要向上提升，最需要的是教育文化的革新：革去諸多的陋習，給學子和人民多一些空間和時間去作新民。這時候，有些人可能會發現，作新民需要有知識和方法，需要好好學習鑽研，不是時常加班或是天天看新聞就行的。
2016年9月6日 星期二
先出社會再上大學?
這篇報導說蔡英文總統拋「先出社會再上大學」，向高等教育投下震撼彈 [1]。我想，「先出社會再上大學」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文憑主義作祟，才會一直有那種「盡可能墊高學歷再出去工作」的傳統觀念。
至於所謂的震撼彈，或許指的是助長「大學無用論」。我想，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問題，我談過多次了，有一系列的探討，請參考 [2]。當然，大學應該要辦得更好，不過在文憑大幅貶值的現階段，對學子來說，念到不合適的大學，或是不好好念大學，不如先不要念大學。
如果覺得先出社會不念大學太冒險，那我建議就先去業界實習，我昨天寫的那篇網誌「實習，為就業或創業打基礎」[3]，就是談這件事。
我在網誌上所強調重點在於「優質的實習機會」，這是為「有事業心的年輕人」「能善用人才的公司」「想加強產學合作的學校」創造三贏的配套做法。
鼓勵學生去創業，或是先就業再念大學都行，但需要有配套做法，否則多數學生創業當砲灰，浪費青春；先就業的該去哪裡、如何體驗社會，都是要有方法。我沒看到政府的政策，暫且不評論，不過這個先工作、再念大學的概念，大抵上都可以用上述「提升實習文化」的作法來實現。
另外，如果覺得先出社會再上大學過於震撼，先出社會再念研究所，也是一個選項。
我在國外看到不少先工作，再念研究所的學生，我想這也是國內學生們可以思考的。盲目跟著人家念研究所，對自己的興趣和行業的狀況都不清楚，其實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國外大學的學費高，家境較差又拿不到獎學金的，甚至要舉債念書，所以學生和家長會把唸大學、研究所當成是對未來職涯的投資。國內大學學費過於低廉，學生可以單純為了學位或興趣來念，其實並不見得合理，這是應該好好改革的部分。
我們20多年一票人出國留學，還沒上課前先看到帳單，算算修一小時的課要付出將近70元美金的學費，所以選課時會好好打聽課程好不好、有沒有用，沒有人想翹課。
再說，大學畢業，先工作幾年，再回到學校念研究所，有甚麼不好?
以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的確較為不好，比起一路念完研究所再就業，大學就業的薪資較低，但差距其實頗有限，如果學生個人發現對專業沒興趣，不知道為何而唸研究所的話，不如先去業界走一趟。
最後，我說過多次，如果對事業有用的是「實力」而非「文憑」，那應該就沒必要拿了文憑才能工作。例如程式設計，有一大群非典型的程式設計師，大學的主修與程式設計無關，有的甚至沒念過大學，靠著自學有成的人很多，不只唐鳳。
這條路走得通的重點是「口碑行銷」。以往沒有社群網路，雖然你很厲害，天下沒幾個人知道，所以需要某種的認證，例如文憑和證照。但現在有社群網路，如果多與社群互動，讓眾人都知道你的本事，自然會建立良好的口碑。
我想未來的社會，應該會更強調終身學習，大學應該會更開放，提供各種形式的課程，而大學與社會的邊界會逐漸模糊化。所以不要過度執著於文憑，想想如何善用社會與大學的資源去學東西，去打下事業的基礎。
[1] 高教震撼彈！ 蔡拋「先出社會再上大學」(民視，2016/9/5)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6905L01M1#
[2]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1】學用落差
http://www.tvet3.info/industry-cooperation-series-1-the-gap-between-theory-and-practice/
[3]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士灝/實習為就業或創業打基礎/1247770011920805
至於所謂的震撼彈，或許指的是助長「大學無用論」。我想，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問題，我談過多次了，有一系列的探討，請參考 [2]。當然，大學應該要辦得更好，不過在文憑大幅貶值的現階段，對學子來說，念到不合適的大學，或是不好好念大學，不如先不要念大學。
如果覺得先出社會不念大學太冒險，那我建議就先去業界實習，我昨天寫的那篇網誌「實習，為就業或創業打基礎」[3]，就是談這件事。
我在網誌上所強調重點在於「優質的實習機會」，這是為「有事業心的年輕人」「能善用人才的公司」「想加強產學合作的學校」創造三贏的配套做法。
鼓勵學生去創業，或是先就業再念大學都行，但需要有配套做法，否則多數學生創業當砲灰，浪費青春；先就業的該去哪裡、如何體驗社會，都是要有方法。我沒看到政府的政策，暫且不評論，不過這個先工作、再念大學的概念，大抵上都可以用上述「提升實習文化」的作法來實現。
另外，如果覺得先出社會再上大學過於震撼，先出社會再念研究所，也是一個選項。
我在國外看到不少先工作，再念研究所的學生，我想這也是國內學生們可以思考的。盲目跟著人家念研究所，對自己的興趣和行業的狀況都不清楚，其實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國外大學的學費高，家境較差又拿不到獎學金的，甚至要舉債念書，所以學生和家長會把唸大學、研究所當成是對未來職涯的投資。國內大學學費過於低廉，學生可以單純為了學位或興趣來念，其實並不見得合理，這是應該好好改革的部分。
我們20多年一票人出國留學，還沒上課前先看到帳單，算算修一小時的課要付出將近70元美金的學費，所以選課時會好好打聽課程好不好、有沒有用，沒有人想翹課。
再說，大學畢業，先工作幾年，再回到學校念研究所，有甚麼不好?
以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的確較為不好，比起一路念完研究所再就業，大學就業的薪資較低，但差距其實頗有限，如果學生個人發現對專業沒興趣，不知道為何而唸研究所的話，不如先去業界走一趟。
最後，我說過多次，如果對事業有用的是「實力」而非「文憑」，那應該就沒必要拿了文憑才能工作。例如程式設計，有一大群非典型的程式設計師，大學的主修與程式設計無關，有的甚至沒念過大學，靠著自學有成的人很多，不只唐鳳。
這條路走得通的重點是「口碑行銷」。以往沒有社群網路，雖然你很厲害，天下沒幾個人知道，所以需要某種的認證，例如文憑和證照。但現在有社群網路，如果多與社群互動，讓眾人都知道你的本事，自然會建立良好的口碑。
我想未來的社會，應該會更強調終身學習，大學應該會更開放，提供各種形式的課程，而大學與社會的邊界會逐漸模糊化。所以不要過度執著於文憑，想想如何善用社會與大學的資源去學東西，去打下事業的基礎。
[1] 高教震撼彈！ 蔡拋「先出社會再上大學」(民視，2016/9/5)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6905L01M1#
[2]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1】學用落差
http://www.tvet3.info/industry-cooperation-series-1-the-gap-between-theory-and-practice/
[3]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士灝/實習為就業或創業打基礎/1247770011920805
2016年7月30日 星期六
資訊科技教育、課綱制訂與後續發展
很多朋友知道我幾年前就鼓吹要在中小學加入資訊科技教育，教導運算思維。我的好朋友成大資工蘇文鈺教授甚至還親自去偏鄉教小朋友，但我們都不認為這件事能夠以傳統方式進行，對於規劃和實施的方式有過一些討論，讀者可參考 [1]。在討論中，我提到:
「台灣要做的話，應該要找在教育理念上獲得大家認同的、對資訊科學素養卓越的人來全職全力來領導和推動整件事。或許台灣學界應該設法推舉出一個工作團隊，並且賦予這個足夠的資源、權力、責任，去完成這個任務，包括教材、教具、教師訓練，否則蘇教授提到的問題，勢必會出現，而且一旦引入不合適的課程和教師，不只是搞砸了資訊教育的美意，而且不容易收拾後果。」
然而，我不是政府長官，以上這些話，雖然被轉載於網路媒體上，例如[2]，但大長官聽不聽得進去，就不知道了。有時候，長官即便知道應該怎麼做，但礙於政治現實，也不做了那麼多，只好妥協，所謂無魚蝦也好，先求有再求好。
我們這類專門做系統效能優化的工程師，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先求有再求好」這種事，因為這樣做的下場，就是有了之後求好不得，只好擺爛；但諷刺的是，我們常常在「先求有卻好不了」的情況下進場救援。
十多年我在Sun工作的時候，有些產品部門的心態就是「先求有再求好」，例如為了趕進度，產品開發部門先把密碼加速器做出來，效能優化的事情之後再說。可是軟硬體的架構不搭配好，結果就是不好，只好聯絡我們效能工程部門來善後。受到教訓之後，這個產品開發部門從設計之初就會希望我們參與，以免重蹈覆轍。後來Oracle購併了Sun，非常重視這個部門。
話題回到資訊教育，既然我身為鼓吹者，所以在政府開始規劃中小學資訊科技教育的時候，只要找我，我自然義不容辭、盡可能參加討論，希望能提早發現問題加以解決，也因此對於規畫的過程略知一二，也知道制訂課綱的種種限制。
首先是法規面的問題，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前項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事項，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之」。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亦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由教育部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定之。」[3]
依據上述法規，教育部必須對資訊科技教育訂出課程綱要(簡稱課綱)之後，中小學才有依據做後續的規劃和實施，而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明訂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負責。又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二條第四項中亦明訂國家教育研究院之掌理事項包括：「課程、教學、教材與教科書、教育指標與學力指標、教育測驗與評量工具及其他教育方法之研究發展」。故國家教育研究院負有國家專責課程發展基地之任務與使命。[3]
由此可知，國教院的職責重大，也有很多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在裡面，然而由於資訊科技教育幾乎是一個全新而且快速演進的項目，所以本來就不容易掌握，但我想長官可能沒有聽進去我的逆耳忠言，或是籌措不出資源，或是為了配合其他科目的課綱修訂，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傳統方式完成這個重大的職責。
在資訊科技的課綱起草初期，國教院有詢問我的意見，我以當面與書面告知想法。基本上，我說不要教太難、教學時間要足夠、課程要設計好、師資要準備好，要做的話就要有充分的資源來做，不然會做不好。但在正式規劃資訊科技課綱草案時，我並沒有參與。我想這理所當然，因為我不是教育專業，沒修過教育學分，沒正式教過中小學。
但後來我看到某一版的課綱草案後，在我臉書上發表個人看法 [4]，還險些被朋友們誤會。我明白政府也沒拿多少資源出來做規劃，只是給一點點出席費要參與的專家學者提供建言，這些專家學者平時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已經犧牲很多寶貴時間來擬訂課綱，因此我這個沒有參與的人，最好不要隨便發言讓外界覺得他們沒好好做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現在是民主、網路時代，我一來只是以個人立場發言，二來沒想佔位子、搶資源，三來只是對事不對人，幫忙釐清問題、促進討論而已。況且擔心的是，今天我沈默不說話，到了政策要啟動時，民眾看到訂出來的政策不周延，是不是會出來罵人？事後再改(先求有再求好)，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更大。
還好長官和朋友都能溝通，沒造成重大誤會，但我也瞭解參與者難為之處。由於課綱中必須以簡要條目的形式呈現，如圖一所示，因此很難將綜合反映各方多元的意見。例如說某某原理要教多深？演算法要用什麼方式教？每個項目的比例佔多少、需要多少教學時數？這些都沒辦法在課綱中陳述。
圖一: 課綱中所制定的學習內容 (部分列表)
我個人比較屬於自由派，我認為課綱不需要規定太多項目，老師或是教材可以彈性地做補充，但是有些專家學者並不如此認為，覺得如果某個項目不放入課綱，教材就不會編進去；就算編進去，如果升學考試不考，學生也不會好好學。
我有理由猜想(理由容後再敘述)，由於每位專家學者都見多識廣，自然會認為很多東西都是重要的；不同的專家學者一起開會，不好意思當面說別人認為重要的東西不重要，所以到最後，幾乎是採用「聯集」的概念來放進專家學者的意見，於是課綱中的項目多到會嚇人，有些關心資訊教育的朋友看到後傻眼。
定了課綱之後，某些長官們覺得應該可以透過下一階段，也就是在課綱所訂定的各學習主題之下編寫課程教材的時候，與編教材的專家、學者溝通，建議出所應學習之重要概念。其中一項作法，是透過師大資訊教育所的研究案，發出問卷請教專家學者(包括好幾位中學資訊科教師)的意見。我參與了其中三次的問卷調查，以及最後的討論會。圖二是節錄自第三次問卷調查結果。
圖二: 問卷調查，關於課綱的各學習主題之下所應學習之重要概念
讀者從圖二可以發現，到了第三次問卷，21位專家學者仍對於「1.1.1 程式語言的種類」有不同的意見，3位認為非常不適合、3位認為不適合、7位持平、5位覺得適合、3位覺得非常適合。通常，認為不適合的人，會提供修改建議，然而由於要80%以上的人認為不適合才能決議刪除此項目，所以大部分有爭議的項目都留在上面刪不掉，這就是為何我猜想在先前制定課綱時會成為聯集的理由。
最後到現場開會時，我發言主張盡可能刪減，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專家學者出席，所以能改動的有限。最後只能刪除一些明顯太難的東西，以及修改有爭議項目的文字。如圖三所示，我們在1.1.1加了「(高、低階語言)」來表達「只要教學生高、低程式語言的差異性和用途即可，不要叫他們背誦世界上有哪些重要的語言」。我們把1.2.5的歸納改為舉例，因為歸納太過抽象。至於1.3.2的二維陣列，某些人覺得很重要，希望再加上「概念」兩字之後保留，但我們還是決議刪除，所以放上了灰色的陰影。
圖三: 問卷討論的結果範例
只不過近年強調適性學習、發展專長、自學，大學很多科系逐步減少必修學分，認為與其嘗試盡量列入必修，貪多嚼不爛，不如給學生自由空間，以選修課來建構個人的專長，也希望學生發展出自學的能力，因為在這個時代快速變遷的趨勢下，學校不可能教授各種將來會用到的知識，所以要懂得自學。因此我個人不贊成以制式的填鴨式教學內容來教資訊科技，雖然課綱上有很多項目，但還好資訊科技雖是必修，但非大學必考項目，所以還能夠希望學校和學生平常心教之學之。
如果我們以平常心來看待這個過程，我把個人所知寫出來，大家討論一番，或許將來在課綱的制定過程上有改進的空間，或許有助於接下來教材編寫和教學實施的規劃，總之希望能幫得上忙。至於接下來的工作項目才是重頭戲，在在都需要專業人士花時間去做，教科書的編撰會交由書商，書商會找專家；教科書的採用是各地教育主管機關的職責，各地教育主管機關會找專家；而資訊教師的訓練養成與教學方法的塑造，牽涉到人的因素，則是更複雜的問題，可能需要花很大的心力去解決，更不是少數幾個人就能夠做好的。其中有很多的部份需要民間的參與，而關心資訊教育的企業也可以協助和贊助相關的工作，不能凡事都只靠政府。
[4] 關於資訊教育課綱，http://hungsh-ntucsie.blogspot.tw/2⋯⋯
2016年7月25日 星期一
淪落到只能靠削價競爭?
上週拜讀了臉友台大化工系藍崇文教授寫的「慘業」一文，說到台灣四大慘業，應是給台灣一個教訓，走俗又大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要中國可以做的東西，在台灣就不值得做了。藍教授的評論深得我心，尤其是他這個極為生動的比喻:「小家碧玉要跟人家比，是得靠清純與氣質，要走妖豔脂粉路線，脫光了也不是人家的對手。」
看到比喻，想起去年我到荷蘭阿姆斯特丹開會，跟著人群到頗負盛名的紅燈區觀光。「性工作」在當地是合法的，工作者當街脫衣展示其傲人身材，有尊嚴而不怕人看。所謂職業無貴賤，我不反對任何合法的職業，包括代工和性工作，但我認為工作要有尊嚴，如果一路淪落到只能靠削價與人競爭，價值越來越低，這樣的社會是否會成為「悲慘世界」[1]的翻版?
上週四(7/21)到資策會新成立的開源軟體技術服務中心給Keynote演講，演講前我跟資策會的長官和朋友說抱歉，上週幫經濟部審查計畫時扮黑臉，今天又要來講點比較刺耳的話，請多包涵。長官說沒問題，有些事情也到了該轉變的時候了。顧及長官的面子，我沒有直白講的是，如果法人和廠商仍舊用降低成本來賺錢、或是靠政府補助營運的概念，只會把原本有機會的產業越做越小，搞成「慘業」。
我在演講中說: 各位推動開源軟體是件好事，但如果只是因為政府沒錢買不起國外的軟體才來做這件事，或是因為想要包攬政府資訊系統預算才來呼籲政府各單位採用開源軟體，那不免把當代開源軟體的意義和未來性看得太小了，實際上開源軟體遠遠不止於此，我們可以以開源軟體為基礎挖掘新資訊時代中的金礦，提升技術競爭力，站上世界舞台。
我長期與業界朋友探究資訊產業的研發方向，由於產業的類別甚多，技術深淺有別，研發的速度又非常快，而每個人的位置不同，目標可能也不同，所以想法和做法差異甚大。然而由於高科技的天性，政府官僚看不懂、追不上，我不認為可以靠政府來大力推動，然而某些政府官員和民眾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政府設立工研院和新竹科學園區大力扶植電子產業的成功故事，殊不知今天的大環境和資通訊產業研發策略已經與三十多年前大不同，而近年政府的產業推動策略和研發補助計畫有多少成功的案例?
我如果說政府不要補助產業的話，可能會被那些長期靠政府補助過日子的業界和同行罵。但我們這樣搞下去，這麼多年來淪落到只能靠低廉的勞動成本與國際競爭，難道是有識之士所樂見的嗎? 如果大多數人只是醉心於賺入大把鈔票、滿足自家生活、獲得個人地位、或是鑽研一己的學術領域，那麼要如何避免繼續沉淪下去呢? 其實我自己這些年過得不差，但正如同我這篇網誌 [2] 所說的， 我看見諸多有能力、薪水還不錯的人也深陷此漩渦之中，痛苦不堪。因此，光靠壓低物價，遲早會出大問題。要創造價值，需要的是突破和躍昇，有能力的人或許可以思考如何做點不同的事情。
然而好比停留在上個世代成功的經驗，有些人還在寄望於研發市場大、泛用性高的技術和產品。我想，現在做這個不容易，你沒有夠大的資本，只能為人代工，運氣好賺一票之後，不出幾年，就得再找下一個賺錢的技術和產品，因為無法累積技術，所以只能找技術門檻低的東西來做，老闆要數鈔票，靠的是廉價技術勞工的辛勞，我們暫且稱此為路線A。
台灣有很多公司，說自己有做高科技研發，其實只是買現成的技術和機具來幫人代工，就是標準的路線A，其中不乏一些有品牌的公司，但產品品質或品牌價值不出眾，只能靠低價爭取市場。不過，我們也不要隨便批評某某公司做代工產業不好。舉鴻海和台積電為例，雖然是代工，但他們在代工的技術上長期耕耘，研發了一些獨門技術，所以能在世界舞台上成為一方之霸。但我不諱言，這兩家公司仍然有相當重的代工習氣，談前瞻產學研發案的時候過於算計，還有改進的空間，否則可能在新領域的研發上縛手縛腳。
另一個方向，稱為路線B好了，是市場規模小、需要頗多客製化的專業領域技術和產品，例如醫院用、航空航海用、軍用的設備，必須花很多功夫與專家合作，通過某些規範認證，所以門檻高，但進去之後不會有很多人來惡性削價競爭。然而因為能進來的人不多，同時因為公司需要高水準的技術、行銷人才，所以公司很難大幅擴張。舉最近我使用Garmin智慧運動手錶的例案例報告 [3]，以及我與一些以技術為基礎做專門領域事業的中小型科技公司談合作的經驗，我相信這是現階段台灣要走上國際的路線，以技術立身，如以色列、荷蘭、芬蘭等國的例子。
然而政府似乎老是以泱泱大國的思維去談研究發展，以那些大國的名校和大型企業為目標，搞得我們做學術的常常要跟頂尖大學拚排名，發表一大堆世界級的學術論文來證明自己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但我們的經濟力量、本國市場規模、產業水準其實並不適合走這條我稱之為路線C，去追逐那些市場規模大、高技術門檻的研發項目。以資訊科技來說，除非是像中國那樣用本國市場來保護和扶植自身的公司，像韓國那樣敢拚敢賭把國家力量灌注在Samsung如此大的公司，否則很難與矽谷大公司競爭。
上述三條路線比較起來，如果我是沒技術、不想冒險的老闆，我想我會走市場大、泛用性高、低技術門檻的路線A。當然，走這條路的也有雄才大略的，請勿過度引申。因為市場和技術容易懂，所以當老闆的我在看了幾本書之後，可以滔滔不絕向身邊的人吹噓自己的智慧和眼光，重點在於看準切入的時機以及有辦法找一群願意賣肝的團隊在最短時間把產品做出來，最好是拿政府的補助、藉由金融操作、預支員工的薪資來做這件事，降低自己的風險。所以我們看到台灣的老闆們時常要政府給好處，掏空某家公司來支助私人的公司，給員工非常低的基本薪資但承諾賺一票之後分紅。
由於台灣在上世紀末走路線A的公司大賺其錢，連帶產生許多英明的老闆和科技新貴，於是這些人被捧上天了， 把自己講得像是走路線C的企業，讓一般的民眾以為台灣真的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島，跟著玩起了金錢遊戲，缺乏居安思危、突破創新的想法。於是一些產業，在技術沒有深耕和累積，加上中國、印度的崛起，自己人削價競爭，逐漸失去競爭力和利潤，成為慘業。
另一方面，如果要做市場規模小、需要頗多客製化的專業領域技術和產品的路線B，老闆自己得真的懂，或是勇於做高風險的投資，同時得提高薪資，僱用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高級人才作為領導群和研發團隊，談何容易？而且，在路線A的公司產生許多科技新貴的年代，學生們被洗腦的很厲害，只嚮往去那些分紅多的公司，而這些公司還很拿翹，只收第一流的年輕人，能在最短時間內被訓練成高效率的生財工具，所以即使我這個老闆想走路線B，我也不容易募到資金、找到好人才。
說到人才，我們有多少第一流的人才走在路線A上，而目前深陷於慘業之中，但仍舊企圖苟延殘喘? 別的不說，政府和產業往往是打著要發展新興產業或是產業轉型的口號爭取資源，卻只是將資源導入既有的產業，因為主導者還是那一批人，變不出新把戲。於是檯面上的看起來戰功彪炳，卻難以扭轉頹勢，反而屢屢耽誤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
國家轉型不成，有許多藉口和假議題，幾年前還抱怨員工分紅費用化讓台灣產業失去競爭力，指責年輕人偷懶不抗壓，說學界訓練不扎實，歸罪於國際金融風暴和政府不補助，實際上是產業長期接收了許多台灣最優秀的一批年輕人，卻讓他們從事低門檻的研發，技術難以累積提升而喪失競爭力。
然而台灣是民主國家，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要求這些檯面上的資本家用他們的錢去投資在他們看不懂的高風險的高科技產業上呢？錢是他們的，那些大公司要不要轉型，也是他們的自由，他們有些人覺得把錢投資在炒房和炒股，或是投資國外比較容易賺大錢，只要合法，也是他們的自由。所以我從不指名道姓罵那些慣老闆，因為他們不需要為台灣負責。有句話叫做『商人無祖國』，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把未來植基於這些商人的良知與資源上，勞工本身要自立自強。
我想，如果想要台灣的高科技業永續發展，我們可透過意見表達和實際行動，讓政府不要再繼續支持這那些無法轉型的企業，個人不要支持炒房和炒股的行為，而多去支持那些能夠提升本國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和機構。其實國內有不少致力於走路線B的企業，如果能集結一流人才，是大有可為的。過程中可能會有陣痛，但重要的是去做自己深切認為是對的事情。
有人問，那具體來說該怎麼做呢? 唉呀，我都說自立自強了，在問我之前，是否能自己先多想想呢? 我也不是神，所知和智力有限，只能概述。 大體來說，只要政府不去補助路線A，就幫到路線B的公司了，所以政府決策的思維和機制要重建。然而，重點在於民間和人才的意願，大多數人只看到大公司和消費市場，所以我才要在此幫高調，提倡路線B，讓多些人看到另外的路線。如果輿論不改，那麼民粹政府也只會隨眾去補助路線A的公司吧。另外，政府也不是沒有能幹的人，不過需要一些論述來支持，否則很難對抗既得利益團體的。當然，沉淪到最後總是會觸底反彈的，只是遲早而已。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悲惨世界
[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士灝/這25年來的薪資與生活概觀/1216275755070231
[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228262997216186&set=a.150385068337323.25791.100000974924946&type=3&theater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教授擔任評審：系統性的問題
Ben Jai這篇[1]講到了教授擔任評審的問題。我想，原本審查系統運作的重點不在於錢給多少，然而由於整個系統的運作不彰導致錢變成了重點。
良好的審查系統，重視的是「為國家貢獻的機會」，同時藉此「增強個人的閱歷」，而且如果大家都好好無私的審查，促進國家的進步，之後自己和家人也會受惠，等於是一個「守望相助」的概念。
例如學術界裡的頂級國際會議和期刊，找來一流學者當評審，沒有付出一分審查費，甚至還要評審自費出席評審會議。話說我這個月要幫ICCAD 2016會議看十幾篇論文，然後下月初要飛去Austin參加這會議的評審會議，全部是自願而且從自己的研究計畫出的經費。
要打造出良好的審查系統，關鍵在於有多數能夠促進「正向循環」的人，彼此守望相助。如果某個評審不認真或偏頗，傳了出去之後，即便不被踢出系統，在行內也不好做人。
很多人知道「破窗理論」，如果社區裡某棟房子窗戶破了沒人在乎，讓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沒人管，社區很快就會變差。因此，系統出了漏洞就該設法解決。但有些知道破窗理論的人不想或無力解決，就用遮掩的方式處理，或是挖東牆補西牆，如果之後賺了錢有力解決問題，那還好，最怕的是賺了錢不補洞，依然把破洞遮住，卻拿錢去做別的事情。
台灣在三十年前，有不少因陋就簡的事情，但是因為大家都沒錢，教授的收入相對是不錯的，而且動員戡亂時期有貪汙治罪條例，所以審查系統還可運作。但這些年來，當台灣的聰明人到處賺大錢的同時，一般來說頭腦還不錯的教授們，難道只知道拿學校發的死薪水嗎？學校也知道應該調薪搶人留人，卻沒有調薪，而是讓教授靠著自己的本事到外面獲得額外的收入。但是隨著差距越來越大，外面的誘惑也越來越大。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靠功夫接計畫、當顧問，賺的是辛苦錢，接沒幾個計畫，把自己搞得累死，賺的錢還沒有自己的碩士班畢業生賺得多。聰明又膽大妄為的人，當然不會做這種笨事，自然另有一番事業心，而且有事業心的人彼此結黨營私，就跟古代的官場差不多。
這是從源頭開始造成系統性的問題，而評鑑是另一層次的系統性問題，就像學術論文一樣，非專業的人不大分得出好壞，唯有建立專業的可信度。那些靠數字做經營管理的人，奉KPI為圭臬，坐視專家操作KPI來掩蓋問題，即使大家都看到破窗，還能夠提出數字來證明破窗不存在，把錢投在別的地方。學術評鑑若只看KPI，到後來也會變質。
要建立專業的可信度，也是資訊傳播的議題，但若媒體被操縱了，那可信度要如何建立？所以我對媒體有較高的要求和期待。搜尋引擎和社群網路已經改變了以往需要找人打聽消息的方式，但所得的資料仍舊不見得可靠。如何進一步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不只與商業模式的演進相關，也關係到社會文化的轉變，我想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1] https://www.facebook.com/ben.jai/po⋯⋯
良好的審查系統，重視的是「為國家貢獻的機會」，同時藉此「增強個人的閱歷」，而且如果大家都好好無私的審查，促進國家的進步，之後自己和家人也會受惠，等於是一個「守望相助」的概念。
例如學術界裡的頂級國際會議和期刊，找來一流學者當評審，沒有付出一分審查費，甚至還要評審自費出席評審會議。話說我這個月要幫ICCAD 2016會議看十幾篇論文，然後下月初要飛去Austin參加這會議的評審會議，全部是自願而且從自己的研究計畫出的經費。
要打造出良好的審查系統，關鍵在於有多數能夠促進「正向循環」的人，彼此守望相助。如果某個評審不認真或偏頗，傳了出去之後，即便不被踢出系統，在行內也不好做人。
很多人知道「破窗理論」，如果社區裡某棟房子窗戶破了沒人在乎，讓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沒人管，社區很快就會變差。因此，系統出了漏洞就該設法解決。但有些知道破窗理論的人不想或無力解決，就用遮掩的方式處理，或是挖東牆補西牆，如果之後賺了錢有力解決問題，那還好，最怕的是賺了錢不補洞，依然把破洞遮住，卻拿錢去做別的事情。
台灣在三十年前，有不少因陋就簡的事情，但是因為大家都沒錢，教授的收入相對是不錯的，而且動員戡亂時期有貪汙治罪條例，所以審查系統還可運作。但這些年來，當台灣的聰明人到處賺大錢的同時，一般來說頭腦還不錯的教授們，難道只知道拿學校發的死薪水嗎？學校也知道應該調薪搶人留人，卻沒有調薪，而是讓教授靠著自己的本事到外面獲得額外的收入。但是隨著差距越來越大，外面的誘惑也越來越大。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靠功夫接計畫、當顧問，賺的是辛苦錢，接沒幾個計畫，把自己搞得累死，賺的錢還沒有自己的碩士班畢業生賺得多。聰明又膽大妄為的人，當然不會做這種笨事，自然另有一番事業心，而且有事業心的人彼此結黨營私，就跟古代的官場差不多。
這是從源頭開始造成系統性的問題，而評鑑是另一層次的系統性問題，就像學術論文一樣，非專業的人不大分得出好壞，唯有建立專業的可信度。那些靠數字做經營管理的人，奉KPI為圭臬，坐視專家操作KPI來掩蓋問題，即使大家都看到破窗，還能夠提出數字來證明破窗不存在，把錢投在別的地方。學術評鑑若只看KPI，到後來也會變質。
要建立專業的可信度，也是資訊傳播的議題，但若媒體被操縱了，那可信度要如何建立？所以我對媒體有較高的要求和期待。搜尋引擎和社群網路已經改變了以往需要找人打聽消息的方式，但所得的資料仍舊不見得可靠。如何進一步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不只與商業模式的演進相關，也關係到社會文化的轉變，我想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1] https://www.facebook.com/ben.jai/po⋯⋯
2016年4月12日 星期二
失業率與學用落差
有些人看到聯合報這篇的標題【2.7萬碩博士沒頭路！失業率比專科生還高】(註1)，馬上就下斷語，開始批評高等教育的學用落差問題，我看了覺得哭笑不得。
我這些年一直批判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問題，也一直提倡產學合作來降低學用落差，因此我樂見社會大眾關心這個問題，但並非隨意引用數據來踐踏專業。
不只聯合報，「關鍵評論網」這篇【所學無法致用 碩博士失業率比專科生還高】(註2)，摘錄了各大媒體的報導，把失業率和學用落差扣連在一起。多虧有這篇，我很快就找到各大媒體報導的內容。
首先，如果今天有篇報告說，這個月蘋果的銷售率比橘子高，您會不會馬上說，這批橘子種得不好，種橘子的人有問題? 蘋果比橘子，就單一項目去比較，很容易得到錯誤的結論，更何況是拿大學比專科，應該要從多個面向去比較，才有意義(註3)。
其次，聯合報說「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失業率3.07%，但專科學歷者失業率僅2.96%」，請問這個0.11%的差別很大嗎? 注意到記者這邊用了「僅」字，試圖引導讀者。如果研究所以上學歷者的失業率跟專科一樣低，標題還是可以寫有2.6萬碩博士沒頭路。
大家不妨來研究以下的圖表，原本圖表刊在中國時報上(註4)，為了不侵犯他的版權，我自己用Excel輸入資料重製過:
圖表上，每年的失業率起伏的幅度，常常大於0.11%。如果說是學用落差的問題，那麼100年、103年的時候研究所失業率比專科低許多，該如何解釋? 拿今年這0.11%(聯合報的數字)或0.13%(中時的數字)來指責學用落差，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失業率，與太多的因素有關，尤其是經濟狀況和產業的需求，不是隨意就把矛頭指向研究所。
再者，有些人比較專科和研究所的失業率，歸因說研究所做了很多沒用的學術研究，擴大學用落差，可是圖表上這些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5%上下，遠高於專科和研究所，請問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們知道，有不少大學生畢業後準備考研究所，所以提高了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所以要再次強調，失業率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不假思索、不合邏輯地就拿某項數據來支持個人論點，是偏頗而有失公允的。
最後，報導引用主計總處官員的話，說這是學用落差的問題，例如中時(註4):「碩博士雖然學歷較高，對就業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長期以來，由於產學間一直存在落差，學校所學未必符合業界的需求，因此失業人數比外界預期來得高，反觀專科偏重技術，較符合業界需求，就業機會較多、失業率較低。」
這種質性的說法，全然以業界的觀點來看待學用落差，失之偏頗。我們為何不換個角度說，業界不懂如何運用高等教育所造就的高階人才? 這麼多年各界一再呼籲產業要轉型，請問有多少產業真的轉型了? 薪水凍漲了這麼多年，請問還要高等教育和年輕人如何配合這個充滿了世代剝削和壓榨勞力的產業?
我前兩周在矽谷，看到許多公司爭相從台灣挖人才，要我推薦人才，我也是哭笑不得。如果本土產業能夠善用人才，我何必幫國外公司介紹? 如果本土產業只會集體壓低薪資行情，引進低薪外勞，來保證資本家穩賺不賠，哪我們何忍讓辛苦培育出來的高階人才被踐踏? 我會說，真正該檢討的重點不在於那3%的失業率，而是在那97%的人所受的待遇。
當然，高等教育有很多地方也需要被檢討，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年累積的問題，也不至於如今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但不要因為打高等教育的問題而忽視產業轉型和世代剝削的問題，否則我們培育出的人才要何去何從?
(註1) http://udn.com/news/story/6/1621258
(註2)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309⋯⋯
(註3) 題外話，我想，能夠分析多維度的資料，是近代機器學習技術遠優於仰仗規則的傳統AI的地方，由此可窺見一般教育訓練的不足之處。
(註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
我這些年一直批判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問題，也一直提倡產學合作來降低學用落差，因此我樂見社會大眾關心這個問題，但並非隨意引用數據來踐踏專業。
不只聯合報，「關鍵評論網」這篇【所學無法致用 碩博士失業率比專科生還高】(註2)，摘錄了各大媒體的報導，把失業率和學用落差扣連在一起。多虧有這篇，我很快就找到各大媒體報導的內容。
首先，如果今天有篇報告說，這個月蘋果的銷售率比橘子高，您會不會馬上說，這批橘子種得不好，種橘子的人有問題? 蘋果比橘子，就單一項目去比較，很容易得到錯誤的結論，更何況是拿大學比專科，應該要從多個面向去比較，才有意義(註3)。
其次，聯合報說「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失業率3.07%，但專科學歷者失業率僅2.96%」，請問這個0.11%的差別很大嗎? 注意到記者這邊用了「僅」字，試圖引導讀者。如果研究所以上學歷者的失業率跟專科一樣低，標題還是可以寫有2.6萬碩博士沒頭路。
大家不妨來研究以下的圖表，原本圖表刊在中國時報上(註4)，為了不侵犯他的版權，我自己用Excel輸入資料重製過:
圖表上，每年的失業率起伏的幅度，常常大於0.11%。如果說是學用落差的問題，那麼100年、103年的時候研究所失業率比專科低許多，該如何解釋? 拿今年這0.11%(聯合報的數字)或0.13%(中時的數字)來指責學用落差，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失業率，與太多的因素有關，尤其是經濟狀況和產業的需求，不是隨意就把矛頭指向研究所。
再者，有些人比較專科和研究所的失業率，歸因說研究所做了很多沒用的學術研究，擴大學用落差，可是圖表上這些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5%上下，遠高於專科和研究所，請問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們知道，有不少大學生畢業後準備考研究所，所以提高了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所以要再次強調，失業率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不假思索、不合邏輯地就拿某項數據來支持個人論點，是偏頗而有失公允的。
最後，報導引用主計總處官員的話，說這是學用落差的問題，例如中時(註4):「碩博士雖然學歷較高，對就業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長期以來，由於產學間一直存在落差，學校所學未必符合業界的需求，因此失業人數比外界預期來得高，反觀專科偏重技術，較符合業界需求，就業機會較多、失業率較低。」
這種質性的說法，全然以業界的觀點來看待學用落差，失之偏頗。我們為何不換個角度說，業界不懂如何運用高等教育所造就的高階人才? 這麼多年各界一再呼籲產業要轉型，請問有多少產業真的轉型了? 薪水凍漲了這麼多年，請問還要高等教育和年輕人如何配合這個充滿了世代剝削和壓榨勞力的產業?
我前兩周在矽谷，看到許多公司爭相從台灣挖人才，要我推薦人才，我也是哭笑不得。如果本土產業能夠善用人才，我何必幫國外公司介紹? 如果本土產業只會集體壓低薪資行情，引進低薪外勞，來保證資本家穩賺不賠，哪我們何忍讓辛苦培育出來的高階人才被踐踏? 我會說，真正該檢討的重點不在於那3%的失業率，而是在那97%的人所受的待遇。
當然，高等教育有很多地方也需要被檢討，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年累積的問題，也不至於如今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但不要因為打高等教育的問題而忽視產業轉型和世代剝削的問題，否則我們培育出的人才要何去何從?
(註1) http://udn.com/news/story/6/1621258
(註2)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309⋯⋯
(註3) 題外話，我想，能夠分析多維度的資料，是近代機器學習技術遠優於仰仗規則的傳統AI的地方，由此可窺見一般教育訓練的不足之處。
(註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
2016年3月3日 星期四
冀望新政府來解決學用落差？
包括小弟我在內，很多人探討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學用落差問題，有些人希望新政府能解決問題。
我多次說過我不想當官，只想做事，因為我認為在這個時代，當官不見得做得了事，要做事的不一定要當官，尤其是對我這個人而言。因為我個人認為，台灣當前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文化，而教育文化影響到經濟與政治，衍生出社會問題。這些根源性的問題，光是換一批人執政，或許能改善問題，但並不足以全盤解決。
我想，唯有民眾的覺醒，才能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比如說以下這段報導，希望只是媒體的片段報導，也希望民眾會明察秋毫：
「蔡英文政策辦公室執行長張景森轉述，業者反映台灣教育系統與產業脫節，產業需要的軟體人才非常不足，因為老師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也不能升等，造成教育系統產生的人才不符合產業需求。」(註1)
如果把上述這段的「因為」換成「其原因之一是」的話，那我可以接受。但是，邏輯上我不大認同以上這段的說法，因為完全沒有提到業界自己該負起的責任，包括業界提供具備吸引力的工作條件，以及業界與學界合作共同培養軟體人才。
教育部或是學校的長官們，或許不方便出面反駁這個未來可能是上級長官的張景森執行長所轉述的話，因此社會大眾和未來的執政團隊可能以為學界默認了此類業界人士的說法。
因為我沒有長官們的包袱，所以可以大膽跳出來說，當前的學用落差，是這些年學界、業界與政府所造成的共業，我們不能老是讓業界指責政府，政府訓示學校，而學校為了經費只好悶聲照辦，不敢說話。如果換了政府還是這樣幹，是超越不了這個共業所造成的障礙而持續這個循環的。
但坊間往往對於我這類沒權沒勢沒名的人的話不放在眼裡，當成是憤青、酸民之流，甚至學界大老會嗤之以鼻，說不在體制內反映意見，不好好做教學研究，寫這些沒什麼用。但在體制內反映意見能造成改變嗎? 什麼是好好做教學研究呢?
其實張景森執行長轉述的話，就是指出我們多年前就指出的大問題。雖然在過去這些年，教授要快速升等的話，教軟體不如專心寫論文，關心教育界大環境不如教學生鑽牛角尖，至少這是我親身經驗。但我覺得，在新的時代，學術界必須有新氣象，不能再延續這樣的舊文化，所以我覺得該做的事情要做，該講的話還是該講，只是累壞自己的身體，減少陪伴家人的時間罷了。
我在2014-2015年間，接受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的委託，探討學用落差的問題，撰寫了一份題目為【務實弭平學用落差與促進產學合作】的研究報告，收錄於【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註2) 的第五章，歡迎各界參考。學用落差的問題，牽連到產官學各界，如果各自為政，互踢皮球，推卸責任，那麼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想概略了解全局的話，可以看看這篇報告，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該報告完成時大約是2015年5月，剛好當時的教育部吳思華部長找我和一群關心高等教育改革的人士某周末在部長官邸做非正式茶敘，我把這份360頁的報告，還來不及裝訂，直接呈上去給部長，建議他有空看看。當然，吳部長有沒有空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盡我作為國民的一份責任，以及述說我在學界的所見所聞所思。
的確，我是不能只靠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而升等的，我也不是為了升等而來做「開源系統軟體」的教學研究，而上述探討學用落差的報告，對我的學術生涯不會有加分作用，只希望不要被長官認為是不務正業就好。
有趣的是，這些日子以來，學術界似乎出現某種轉機。這一周來參與了系上的「產學合作」和「新興領域」的策略會議，討論如何鼓勵系上同仁做產學合作以及朝向新興領域發展。最近負責寫新的「研發基地」的構想書，教育部長官已不再拿「大學排名」和「學術卓越」作為首要的目標，而是洋洋灑灑列了十大點：
1. 對台灣前瞻創新產業發展的影響
2. 是否對解決我國社會重要問題有所貢獻
3. 是否成為該領域或主題匯聚校內外人才與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並創造外部連結效益
4. 是否展現階段性研究進展
5. 是否與國際重要研究單位與社群建立合作連結關係
6. 是否在該研究領域上積極促進社會對話、每年提出政策建議書
7. 是否吸引全球人才來台就學工作
8. 在該領域是否擁有整合與學術領導地位
9. 研究成果回饋學生學習的情形
10.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當然，學術中人最會寫文章，所以要落實一切，最後還是要看評審是否務實，是否有眼光，是否能抗拒人情壓力。否則，就算文章作得再好，結果靠學術人脈結案，還是務虛一場。
除了教育部，產業界和其他政府部門似乎也開始想玩真的，想多投一些資源在軟體研發上，對於開源系統軟體有興趣，找我諮詢發展軟體的對策等等，甚至學生們也動了起來，開始關心起資訊教育。我想，這些都是好現象。
在我談理念的同時，我也跟年輕人談現實面，理想和現實往往是有段距離的，最終還是得一面尋求平衡，一面藉由創新來降低期間的落差。想降低學用落差，也是一樣的道理。我昨天才寫了一篇網誌，公開回應一位想轉行的臉友(註3)。我說，現在是個全球資訊化的時代，當年台灣靠著與美國日本的友好關係和技術合作，也得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建立起硬體代工、代設計產業，現在某些代工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技術門檻不夠高、差異化不夠，會做的人多，只好削價競爭，但是那些夠專業的代工廠，還是有其生存之道。我們鼓勵創新，但同時希望技術門檻要夠，才能真正改變產業。
我希望多一些像我一樣做軟體教學研究的教授能夠升等，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多一些和我合作做軟體技術研發的公司能夠發達，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讓多一些對軟體有興趣的學生更上一層樓，但我不能保證他們一定找到理想的工作。不過我個人覺得，好好想清楚，找到值得努力的理想，比起找到確定能大發利市的工作，更是個人能把握的事情。
對我來說，有個值得努力的理想，在努力的過程中嘗試縮短理想與事實之間的差距、讓自己看得起自己，這樣的意義性比獲得名聲、財富、地位更重要。當然，名聲、財富、地位可能對於達成理想有所幫助，但若捨本逐末，那我就不是現在的我了。
總之，想改變社會亂象，不能只冀望政府，也需要眾多人的努力，唯有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至於如何影響教育文化? 我想，不是只能由教育部、文化部來告訴我們什麼是教育文化以及解決學用落差問題，可以是由我們主動來告訴教育部、文化部，以及更多的部會，我們希望有甚麼樣的未來，以及我們願意承擔哪些責任。
(註1) http://udn.com/news/story/9485/1532⋯⋯：要能與產業溝通-推動新人才培育，聯合報，2016-03-01
(註2) 「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陳永芳、周祝瑛、洪士灝等撰，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2015/05，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
(註3) 洪士灝，臉書網誌: 改行做軟體與自學新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
我多次說過我不想當官，只想做事，因為我認為在這個時代，當官不見得做得了事，要做事的不一定要當官，尤其是對我這個人而言。因為我個人認為，台灣當前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文化，而教育文化影響到經濟與政治，衍生出社會問題。這些根源性的問題，光是換一批人執政，或許能改善問題，但並不足以全盤解決。
我想，唯有民眾的覺醒，才能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比如說以下這段報導，希望只是媒體的片段報導，也希望民眾會明察秋毫：
「蔡英文政策辦公室執行長張景森轉述，業者反映台灣教育系統與產業脫節，產業需要的軟體人才非常不足，因為老師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也不能升等，造成教育系統產生的人才不符合產業需求。」(註1)
如果把上述這段的「因為」換成「其原因之一是」的話，那我可以接受。但是，邏輯上我不大認同以上這段的說法，因為完全沒有提到業界自己該負起的責任，包括業界提供具備吸引力的工作條件，以及業界與學界合作共同培養軟體人才。
教育部或是學校的長官們，或許不方便出面反駁這個未來可能是上級長官的張景森執行長所轉述的話，因此社會大眾和未來的執政團隊可能以為學界默認了此類業界人士的說法。
因為我沒有長官們的包袱，所以可以大膽跳出來說，當前的學用落差，是這些年學界、業界與政府所造成的共業，我們不能老是讓業界指責政府，政府訓示學校，而學校為了經費只好悶聲照辦，不敢說話。如果換了政府還是這樣幹，是超越不了這個共業所造成的障礙而持續這個循環的。
但坊間往往對於我這類沒權沒勢沒名的人的話不放在眼裡，當成是憤青、酸民之流，甚至學界大老會嗤之以鼻，說不在體制內反映意見，不好好做教學研究，寫這些沒什麼用。但在體制內反映意見能造成改變嗎? 什麼是好好做教學研究呢?
其實張景森執行長轉述的話，就是指出我們多年前就指出的大問題。雖然在過去這些年，教授要快速升等的話，教軟體不如專心寫論文，關心教育界大環境不如教學生鑽牛角尖，至少這是我親身經驗。但我覺得，在新的時代，學術界必須有新氣象，不能再延續這樣的舊文化，所以我覺得該做的事情要做，該講的話還是該講，只是累壞自己的身體，減少陪伴家人的時間罷了。
我在2014-2015年間，接受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的委託，探討學用落差的問題，撰寫了一份題目為【務實弭平學用落差與促進產學合作】的研究報告，收錄於【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註2) 的第五章，歡迎各界參考。學用落差的問題，牽連到產官學各界，如果各自為政，互踢皮球，推卸責任，那麼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想概略了解全局的話，可以看看這篇報告，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該報告完成時大約是2015年5月，剛好當時的教育部吳思華部長找我和一群關心高等教育改革的人士某周末在部長官邸做非正式茶敘，我把這份360頁的報告，還來不及裝訂，直接呈上去給部長，建議他有空看看。當然，吳部長有沒有空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盡我作為國民的一份責任，以及述說我在學界的所見所聞所思。
的確，我是不能只靠教學生寫軟體、或自己寫軟體而升等的，我也不是為了升等而來做「開源系統軟體」的教學研究，而上述探討學用落差的報告，對我的學術生涯不會有加分作用，只希望不要被長官認為是不務正業就好。
有趣的是，這些日子以來，學術界似乎出現某種轉機。這一周來參與了系上的「產學合作」和「新興領域」的策略會議，討論如何鼓勵系上同仁做產學合作以及朝向新興領域發展。最近負責寫新的「研發基地」的構想書，教育部長官已不再拿「大學排名」和「學術卓越」作為首要的目標，而是洋洋灑灑列了十大點：
1. 對台灣前瞻創新產業發展的影響
2. 是否對解決我國社會重要問題有所貢獻
3. 是否成為該領域或主題匯聚校內外人才與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並創造外部連結效益
4. 是否展現階段性研究進展
5. 是否與國際重要研究單位與社群建立合作連結關係
6. 是否在該研究領域上積極促進社會對話、每年提出政策建議書
7. 是否吸引全球人才來台就學工作
8. 在該領域是否擁有整合與學術領導地位
9. 研究成果回饋學生學習的情形
10. 其他學校自訂重點
當然，學術中人最會寫文章，所以要落實一切，最後還是要看評審是否務實，是否有眼光，是否能抗拒人情壓力。否則，就算文章作得再好，結果靠學術人脈結案，還是務虛一場。
除了教育部，產業界和其他政府部門似乎也開始想玩真的，想多投一些資源在軟體研發上，對於開源系統軟體有興趣，找我諮詢發展軟體的對策等等，甚至學生們也動了起來，開始關心起資訊教育。我想，這些都是好現象。
在我談理念的同時，我也跟年輕人談現實面，理想和現實往往是有段距離的，最終還是得一面尋求平衡，一面藉由創新來降低期間的落差。想降低學用落差，也是一樣的道理。我昨天才寫了一篇網誌，公開回應一位想轉行的臉友(註3)。我說，現在是個全球資訊化的時代，當年台灣靠著與美國日本的友好關係和技術合作，也得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建立起硬體代工、代設計產業，現在某些代工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技術門檻不夠高、差異化不夠，會做的人多，只好削價競爭，但是那些夠專業的代工廠，還是有其生存之道。我們鼓勵創新，但同時希望技術門檻要夠，才能真正改變產業。
我希望多一些像我一樣做軟體教學研究的教授能夠升等，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多一些和我合作做軟體技術研發的公司能夠發達，但我不能保證；我希望讓多一些對軟體有興趣的學生更上一層樓，但我不能保證他們一定找到理想的工作。不過我個人覺得，好好想清楚，找到值得努力的理想，比起找到確定能大發利市的工作，更是個人能把握的事情。
對我來說，有個值得努力的理想，在努力的過程中嘗試縮短理想與事實之間的差距、讓自己看得起自己，這樣的意義性比獲得名聲、財富、地位更重要。當然，名聲、財富、地位可能對於達成理想有所幫助，但若捨本逐末，那我就不是現在的我了。
總之，想改變社會亂象，不能只冀望政府，也需要眾多人的努力，唯有促使教育文化的提升，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至於如何影響教育文化? 我想，不是只能由教育部、文化部來告訴我們什麼是教育文化以及解決學用落差問題，可以是由我們主動來告訴教育部、文化部，以及更多的部會，我們希望有甚麼樣的未來，以及我們願意承擔哪些責任。
(註1) http://udn.com/news/story/9485/1532⋯⋯：要能與產業溝通-推動新人才培育，聯合報，2016-03-01
(註2) 「台灣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學界業界與政府應負的責任」，陳永芳、周祝瑛、洪士灝等撰，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2015/05，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
(註3) 洪士灝，臉書網誌: 改行做軟體與自學新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洪�⋯⋯
2016年2月3日 星期三
歷史的「真相」
清大彭明輝教授最近發表的〈失去真相的台灣史〉一文（註1），由於彭教授讀者眾多，因此也引起不少爭議，其中包括朱宥勳先生寫的『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註2），從寫作的觀點，指出彭文的偏頗之處。還有其他的批判，我想就不一一列舉。
短論文的根本問題在於：「要用如此少的篇幅，論這麼大的議題，怎麼論得完整？」既然論不完整，那要怎麼論？如果使用的語氣十分強烈，恐怕文章所引發的爭議將多過溝通和理解。如果明知道論不完還要論，若不是有所圖，那多半就是作者心中有諸多想抒發的意見。
我有幾次評論過清大彭明輝教授的文章，雖然看法不同，不過我對於他的人品是頗尊敬的。有一次與他在台北同桌各自表述如何讓產業轉型提升經濟之後，比較能夠理解他看事情的出發點。
或許，採取激烈的言詞，是為了突顯議題、引發討論所不得不為之事，尤其對於當下的政治型態而言，非得如此才能喚起大眾迴響；然而，如此一來，與學術和理性不免有所牴觸，甚至漸行漸遠，恐怕對於作者來說也是頗為矛盾的情結。
「中國」傳統以來，乃至於近代台灣的史觀，往往與政府的意識型態環環相扣，以遂行掌權者的政治訴求。意識型態高於對於史實的認定和解讀，歷史教材淪為統治工具乃至於愚民的劇本。讀吳鳴兄這篇「重訂課綱，吹響號角」（註3），看到歷史學者講述對於影響史觀極大的「春秋筆法」，以及為了近百餘年來學者為了型塑「中國」國族主義所做的重重努力。
我和吳鳴兄，也就是「政大彭明輝」，算是喝茶吃飯聽音樂的好朋友，數次聽吳鳴兄談到台灣的歷史教育，感觸頗深，因此在此很高興看到吳鳴兄把他的見聞和想法記錄下來分享大家，他這篇「重訂課綱，吹響號角」，非常值得閱讀和深思。
各位可以選擇相信歷史課本的內容，或是選擇相信親朋好友記憶傳承的歷史，但誰能告訴我「真相」是甚麼?
很不幸的，我不認為歷史的真相能夠輕易取得。那該如何是好?
我到中國拜訪朋友，比對彼此所認知的近代史，差異甚大，沒有人知道哪個是真相；在對岸看到諸多未曾見過的台灣品牌，也是真假難辨。人在社會中，難以擺脫政治，這些圍繞身旁、似真似假的歷史文化，我可以選擇接受它們的存在，但未必相信，也不願被這些意識形態左右，正如同我可以為了考試和與人溝通而背誦歷史故事，但我不會照單全收。
然而，真正我個人所關切的，不是歷史上的人事物，而是我究竟能夠從這些人事物的故事學習到什麼? 為此，我得過濾從小到大所吸收的資訊，釐清各界加諸於我的意識形態，甚至必須先將那些基於「受汙染的資訊源」所衍生的知識和信念打破，再小心地重建。
打掉重練個人的歷史觀，是我近年來不斷在做的事情。我必須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開始，會發現不知道該相信什麼；然後，會發現不同的觀點都有某種道理；但是，更深層檢視後，可能會看到幕後所埋藏的意識形態和根本旨趣；最後，很可能還是無法確認何者是真相，但至少能夠稍微擺脫這些意識形態所加諸在我身上的束縛；當然，非得要做選擇的時候，還是挺傷腦筋的事情。
我可以不要這麼辛苦，就選擇相信那些自幼成長時所接受的傳統的中國式教育（至少那時候天天高喊復興中華文化），或是轉換到時下流行的台灣優先，然後以這些意識形態出發看待事情，撰寫一篇一篇非黑即白、非友則敵、以偏概全、無限上綱的論述文章。
但那只會讓我距離真相越來越遠，也不是我所要的學習歷程。
然而，時下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文章多，因為想從文章中得到政治立場的支持或是心理慰藉的人多；掌權者企圖藉由教育工具影響人民思想的作為多，只要有效，這類作為就不會停止。只要政治掛帥，可以合理化學術的扭曲、掩蓋人格的瑕疵，那就持續會有專家學者用那種貌似「我在追求真理」的論述方法，遮掩個人已有的立場、成見、意識形態，藉由引用數據例證，撰寫貌似符合科學、理性之作，來影響群眾，遂行其政治意圖。
民主政治要好，根本之道，是人民有能力擺脫層層的思想控制，而且有能力不靠統治者加諸的意識型態彼此溝通理解、共同合作。因此人民本身的素養，決定了民主政治的高度。一旦政府發現人民不受教材的擺布，那自然就不會想藉由教育體系來遂行政治目的。
話說，我這些年來寫文章的第一優先，不是宣傳理念，而是「澄清個人的思辯」，從這個角度去增進與人之間的溝通。如果能夠藉由文章去增進彼此對於這世界的理解，那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雖然，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我們很可能不知道甚麼是真相，缺乏共同的基礎，那麼理解、同理、包容、表達的能力，就變得更重要了，這是我持續在觀察和學習的。
（註1）失去真相的台灣史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6/01/blog-post_24.html
（註2）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
http://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952
（註3）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https://www.facebook.com/pangmingfui/posts/826882854101876
短論文的根本問題在於：「要用如此少的篇幅，論這麼大的議題，怎麼論得完整？」既然論不完整，那要怎麼論？如果使用的語氣十分強烈，恐怕文章所引發的爭議將多過溝通和理解。如果明知道論不完還要論，若不是有所圖，那多半就是作者心中有諸多想抒發的意見。
我有幾次評論過清大彭明輝教授的文章，雖然看法不同，不過我對於他的人品是頗尊敬的。有一次與他在台北同桌各自表述如何讓產業轉型提升經濟之後，比較能夠理解他看事情的出發點。
或許，採取激烈的言詞，是為了突顯議題、引發討論所不得不為之事，尤其對於當下的政治型態而言，非得如此才能喚起大眾迴響；然而，如此一來，與學術和理性不免有所牴觸，甚至漸行漸遠，恐怕對於作者來說也是頗為矛盾的情結。
「中國」傳統以來，乃至於近代台灣的史觀，往往與政府的意識型態環環相扣，以遂行掌權者的政治訴求。意識型態高於對於史實的認定和解讀，歷史教材淪為統治工具乃至於愚民的劇本。讀吳鳴兄這篇「重訂課綱，吹響號角」（註3），看到歷史學者講述對於影響史觀極大的「春秋筆法」，以及為了近百餘年來學者為了型塑「中國」國族主義所做的重重努力。
我和吳鳴兄，也就是「政大彭明輝」，算是喝茶吃飯聽音樂的好朋友，數次聽吳鳴兄談到台灣的歷史教育，感觸頗深，因此在此很高興看到吳鳴兄把他的見聞和想法記錄下來分享大家，他這篇「重訂課綱，吹響號角」，非常值得閱讀和深思。
各位可以選擇相信歷史課本的內容，或是選擇相信親朋好友記憶傳承的歷史，但誰能告訴我「真相」是甚麼?
很不幸的，我不認為歷史的真相能夠輕易取得。那該如何是好?
我到中國拜訪朋友，比對彼此所認知的近代史，差異甚大，沒有人知道哪個是真相；在對岸看到諸多未曾見過的台灣品牌，也是真假難辨。人在社會中，難以擺脫政治，這些圍繞身旁、似真似假的歷史文化，我可以選擇接受它們的存在，但未必相信，也不願被這些意識形態左右，正如同我可以為了考試和與人溝通而背誦歷史故事，但我不會照單全收。
然而，真正我個人所關切的，不是歷史上的人事物，而是我究竟能夠從這些人事物的故事學習到什麼? 為此，我得過濾從小到大所吸收的資訊，釐清各界加諸於我的意識形態，甚至必須先將那些基於「受汙染的資訊源」所衍生的知識和信念打破，再小心地重建。
打掉重練個人的歷史觀，是我近年來不斷在做的事情。我必須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開始，會發現不知道該相信什麼；然後，會發現不同的觀點都有某種道理；但是，更深層檢視後，可能會看到幕後所埋藏的意識形態和根本旨趣；最後，很可能還是無法確認何者是真相，但至少能夠稍微擺脫這些意識形態所加諸在我身上的束縛；當然，非得要做選擇的時候，還是挺傷腦筋的事情。
我可以不要這麼辛苦，就選擇相信那些自幼成長時所接受的傳統的中國式教育（至少那時候天天高喊復興中華文化），或是轉換到時下流行的台灣優先，然後以這些意識形態出發看待事情，撰寫一篇一篇非黑即白、非友則敵、以偏概全、無限上綱的論述文章。
但那只會讓我距離真相越來越遠，也不是我所要的學習歷程。
然而，時下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文章多，因為想從文章中得到政治立場的支持或是心理慰藉的人多；掌權者企圖藉由教育工具影響人民思想的作為多，只要有效，這類作為就不會停止。只要政治掛帥，可以合理化學術的扭曲、掩蓋人格的瑕疵，那就持續會有專家學者用那種貌似「我在追求真理」的論述方法，遮掩個人已有的立場、成見、意識形態，藉由引用數據例證，撰寫貌似符合科學、理性之作，來影響群眾，遂行其政治意圖。
民主政治要好，根本之道，是人民有能力擺脫層層的思想控制，而且有能力不靠統治者加諸的意識型態彼此溝通理解、共同合作。因此人民本身的素養，決定了民主政治的高度。一旦政府發現人民不受教材的擺布，那自然就不會想藉由教育體系來遂行政治目的。
話說，我這些年來寫文章的第一優先，不是宣傳理念，而是「澄清個人的思辯」，從這個角度去增進與人之間的溝通。如果能夠藉由文章去增進彼此對於這世界的理解，那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雖然，在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我們很可能不知道甚麼是真相，缺乏共同的基礎，那麼理解、同理、包容、表達的能力，就變得更重要了，這是我持續在觀察和學習的。
（註1）失去真相的台灣史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6/01/blog-post_24.html
（註2）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
http://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952
（註3）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https://www.facebook.com/pangmingfui/posts/826882854101876
2016年1月9日 星期六
人工智慧太厲害了，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為什麼要推計算思維呢? 因為未來各行各業都需要與電腦合作，否則有可能被電腦和機器人淘汰，例如這篇【機器人搶工作 律師、藥劑師也遭殃】所談到的(註1)狀況。如果不懂計算思維，很容易就迷惘了。
最近像這樣的文章和書籍很多，研究未來學的人，認為人工智慧是未來的重要趨勢，極盡能事去想像未來，但究竟有多少真實會發生，有多少只是虛無飄渺的幻想? 我想，很少人有能力確定，不過當前許多學生都跑來研究人工智慧相關的議題，則已成為我在台大所看到的事實。
我三十四年前在高中時，就對於人工智慧很感興趣，開始學LISP，後來進到台大念電機系，修了兩門人工智慧的課，還旁聽過神經網路，到密西根大學念書，也修過人工智慧，但我沒有繼續研究人工智慧，因為我覺得當時研究者走偏了，而且當年電腦的運算速度遠遠不足以支持有意義的人工智慧，所以根本做不出東西。
我猜對了，1990年代之後，人工智慧成為票房毒藥，沉寂了近二十年。
我選擇做電腦系統，看著電腦系統的效能持續成長，電腦系統的研究者想出各種方法來收割不斷成長的電腦效能，過去這三十年，最忙碌的研究領域之二，是計算機結構和系統軟體，我有幸能優游於兩者之間，探討一些軟硬體整合的議題。
如今，單一處理機的運算能力，約為30年前人工智慧全盛時期的100萬倍(註2)，而且只要願意付些許錢，就可以租用雲端的上百台電腦，運算能力更是30年前的一億倍以上。
要注意到，這一億倍的運算效能，是人工智慧東山再起的關鍵。沒有足夠的效能，電腦很難生出智慧。然而，如今的運算效能，是否足以支持未來學想像中的人工智慧，則是一個大哉問。
大部份未來學專家的預測，都是基於以往的摩爾定律(註3)，但這幾年摩爾定律已經放緩，甚至有可能停滯，主要是成本考量。以往這麼多年透過個人電腦、電子商務、行動運算、雲端服務等應用，半導體產業有足夠的利潤做研發來支撐摩爾定律，而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是否足以繼續支撐摩爾定律的延續? 如果摩爾定律停滯，那該如何是好?
有的人工智慧應用，需要比目前更高百倍的計算能力，有的實驗研究要成為產品之前，需要將龐大的運算能力縮小進到生活周邊，因此我認為我們做計算系統的，在產品化的過程中，還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將來應該會有做不完的人工智慧系統設計的工作。
要創造出人工智慧的系統，關鍵在於要有能夠密切垂直整合的團隊，必須要有三種專家密切配合:
(1)領域專家，例如找律師、藥劑師來指導或教導電腦該領域的專業技能。
(2)人工智慧專家，綜合運用機器學習、數據分析、資料探勘等方式設計人工智慧演算法與軟體。
(3)系統專家，提供人工智慧所需的系統整合、資料蒐集、處理和計算能力，針對人工智慧應用優化系統軟體、設計晶片。
台灣比諸於其他許多國家，由於有硬體產業的基礎，非常適合發展「(3)系統專家」(這也是我想來培育的，也是目前即欠缺的人才)，加上台灣目前很多學生對人工智慧很有興趣，學得很快，所以我不擔心會短缺「(2)人工智慧專家」，台灣在各行各業也有很多領域專家，但是能否聚集人才成為優質研發團隊，是真正的重點。
我想，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這個局面，這是值得台灣去發展的好機會。我希望國家和社會多投入一些資源鼓勵產學界共同組成「對」的團隊，來把握這樣的機會，讓學術界多做些有益於這類幫助國家產業發展的研發工作。
然而，在謀求發展的機會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做好教育的工作，讓未來的世代能夠好好面對電腦和機器人。與其教學生背誦記憶一堆電腦瞬間可解的問題，不如教他們如何活用電腦、想辦法與電腦和機器人共榮。
另外，科技的民主化以及財富的合理分配，也將會是越來越重要的課題。我們絕對不希望大家多年努力的成果，被少數資本家收割，讓科技成為資本家搜刮社會資源和剝奪人民權益的打手 -- 這是社會大眾需要慎重看待和避免的議題。
(註1)機器人搶工作 律師、藥劑師也遭殃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3792
(註2)以摩爾定律概算，假定每18個月電腦效能增加一倍。
(註3)https://zh.wikipedia.org/wiki/摩爾定律
最近像這樣的文章和書籍很多，研究未來學的人，認為人工智慧是未來的重要趨勢，極盡能事去想像未來，但究竟有多少真實會發生，有多少只是虛無飄渺的幻想? 我想，很少人有能力確定，不過當前許多學生都跑來研究人工智慧相關的議題，則已成為我在台大所看到的事實。
我三十四年前在高中時，就對於人工智慧很感興趣，開始學LISP，後來進到台大念電機系，修了兩門人工智慧的課，還旁聽過神經網路，到密西根大學念書，也修過人工智慧，但我沒有繼續研究人工智慧，因為我覺得當時研究者走偏了，而且當年電腦的運算速度遠遠不足以支持有意義的人工智慧，所以根本做不出東西。
我猜對了，1990年代之後，人工智慧成為票房毒藥，沉寂了近二十年。
我選擇做電腦系統，看著電腦系統的效能持續成長，電腦系統的研究者想出各種方法來收割不斷成長的電腦效能，過去這三十年，最忙碌的研究領域之二，是計算機結構和系統軟體，我有幸能優游於兩者之間，探討一些軟硬體整合的議題。
如今，單一處理機的運算能力，約為30年前人工智慧全盛時期的100萬倍(註2)，而且只要願意付些許錢，就可以租用雲端的上百台電腦，運算能力更是30年前的一億倍以上。
要注意到，這一億倍的運算效能，是人工智慧東山再起的關鍵。沒有足夠的效能，電腦很難生出智慧。然而，如今的運算效能，是否足以支持未來學想像中的人工智慧，則是一個大哉問。
大部份未來學專家的預測，都是基於以往的摩爾定律(註3)，但這幾年摩爾定律已經放緩，甚至有可能停滯，主要是成本考量。以往這麼多年透過個人電腦、電子商務、行動運算、雲端服務等應用，半導體產業有足夠的利潤做研發來支撐摩爾定律，而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是否足以繼續支撐摩爾定律的延續? 如果摩爾定律停滯，那該如何是好?
有的人工智慧應用，需要比目前更高百倍的計算能力，有的實驗研究要成為產品之前，需要將龐大的運算能力縮小進到生活周邊，因此我認為我們做計算系統的，在產品化的過程中，還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將來應該會有做不完的人工智慧系統設計的工作。
要創造出人工智慧的系統，關鍵在於要有能夠密切垂直整合的團隊，必須要有三種專家密切配合:
(1)領域專家，例如找律師、藥劑師來指導或教導電腦該領域的專業技能。
(2)人工智慧專家，綜合運用機器學習、數據分析、資料探勘等方式設計人工智慧演算法與軟體。
(3)系統專家，提供人工智慧所需的系統整合、資料蒐集、處理和計算能力，針對人工智慧應用優化系統軟體、設計晶片。
台灣比諸於其他許多國家，由於有硬體產業的基礎，非常適合發展「(3)系統專家」(這也是我想來培育的，也是目前即欠缺的人才)，加上台灣目前很多學生對人工智慧很有興趣，學得很快，所以我不擔心會短缺「(2)人工智慧專家」，台灣在各行各業也有很多領域專家，但是能否聚集人才成為優質研發團隊，是真正的重點。
我想，很多有識之士已經看到這個局面，這是值得台灣去發展的好機會。我希望國家和社會多投入一些資源鼓勵產學界共同組成「對」的團隊，來把握這樣的機會，讓學術界多做些有益於這類幫助國家產業發展的研發工作。
然而，在謀求發展的機會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做好教育的工作，讓未來的世代能夠好好面對電腦和機器人。與其教學生背誦記憶一堆電腦瞬間可解的問題，不如教他們如何活用電腦、想辦法與電腦和機器人共榮。
另外，科技的民主化以及財富的合理分配，也將會是越來越重要的課題。我們絕對不希望大家多年努力的成果，被少數資本家收割，讓科技成為資本家搜刮社會資源和剝奪人民權益的打手 -- 這是社會大眾需要慎重看待和避免的議題。
(註1)機器人搶工作 律師、藥劑師也遭殃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3792
(註2)以摩爾定律概算，假定每18個月電腦效能增加一倍。
(註3)https://zh.wikipedia.org/wiki/摩爾定律
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
資訊科學納入通識課程--與蘇文鈺教授的虛擬對談
我一直很關心這個議題，希望大家來做點事，但對於政府部門的執行能力頗不放心。原因是，這樣重大的事情，政府要做的話，必須提供足夠的資源，找第一流的人來全力以赴，而不是只找一群像我這種沒有在中小學教過幾天書的大學教授來訂課綱、編教科書。
我的好朋友成大蘇文鈺教授，帶著研究生去偏鄉教弱勢小孩寫程式，累積了相當的實務經驗，他的話自然比我和很多大學教授更值得借鏡。
蘇教授這幾天在臉書上陸續發表一些想法（註一、註二），以下我把蘇教授的話貼出來，同時在段落之間穿插一些我個人的想法，以虛擬對談的方式與蘇教授相呼應:
蘇: 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將資訊科學納入通識課程的教育法案，我的心情很是複雜。原因很多，先講憂心的地方好了。「若願意分享，請把我的文字也轉貼過去，謝謝！」
洪: 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在此貼了您的文字，也分享我的想法，來呼應您的看法。
蘇: 首先，這個法案宣稱要每個孩子都可以成功，但是以過去美國的教育的走向，其實是優勢的越優勢，弱勢的越弱勢，也就是跟多年來美國社會的結構往不對稱的Ｍ型化傾斜的走向是一致的。要知道，資訊教育所需要的資源，不管是教材，教具與師資，與過去的傳統教學科目重疊的不多，這是一個國家需要大量投入的，既然是需要大量投入資源，那麼可預見的就是，優勢家庭普遍會取得更多優勢，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除非在資本主義的骨子裡添加一點變因，這麼走下去的結果會是貧富更為不均。
洪: 美國資本主義在貧富不均上的問題，我們都看到了，但是台灣在貧富不均上更加的嚴重。美國的作法，基本上是藉由他們的優勢成為國際強權，從世界各地獲得利益，只要這些從國外得來的利益在某部分能夠分配給弱勢者，弱勢者日子還過得下去，就沒甚麼好抱怨的。台灣多方面師法美國，卻沒有像美國那樣利用優勢人才和重視技術的研發從國外賺取大量利益，在利益的分配上又有各種政治問題，導致現在不均的局面，被犧牲忽視的是(1)貧窮線以下的人們以及(2)缺乏發展機會的年輕人。但問題是，政經上層幾乎被壟斷，誰來照顧弱勢和給年輕人機會? 現在大家也都對貧富不均的狀況很反感，所以，有些所謂「對國家好」的政策，大家會去區辨，究竟是對有錢人好，還是對窮人家好? 政府說利大於弊，究竟站在誰的立場談利弊得失? 但是就資訊教育來說，如果國家不教這些，那麼誰來教這些弱勢的學生? 靠蘇教授和一群樂意犧牲奉獻的人來教，也只能照顧到部分的弱勢學生，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教育上要有一套方法來引進資訊教育。
蘇: 上一節討論到的資源問題，硬體方面，不管是教材與教具，只要是有心人願意做，都不成問題。以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來說，我們已經計劃每年出四到五個開放教材，並搭配三到四個教具，所有的資料與程式碼都會在明年我們的網站上下載得到。但是真正的問題卻在於師資。優良的資訊教育師資之難尋不在於我們找不到程式設計師來教，而是一來程式設計師可能不善於教學，二來，好的程式設計師的薪資很高，我們如何吸引他們願意參與程式教學的行列呢？
洪: 教材與教具，需要找到兼具有心和有能力的人。美國有不少這樣的人在做這件事，例如Scratch是MIT發展出來的。台灣要做的話，應該要找在教育理念上獲得大家認同的、對資訊科學素養卓越的人來全職全力來領導和推動整件事。或許台灣學界應該設法推舉出一個工作團隊，並且賦予這個足夠的資源、權力、責任，去完成這個任務，包括教材、教具、教師訓練，否則蘇教授提到的問題，勢必會出現，而且一旦引入不合適的課程和教師，不只是搞砸了資訊教育的美意，而且不容易收拾後果。
蘇: 再來，因為是通識課程，以我目前為止在大學裡開通識課程的經驗，多數學生因為學校規定要修通識課而修課，從第一堂就滑手機到最後一堂。我知道，課程無法吸引學生，老師也該負責任，但是要每一個老師都能把課程上得有趣以達到每一個人都成功的難度太高了。我們到底想教學生什麼樣子的資訊科學應該有得吵的，檢討過去的通識課程到底達到什麼效果應該是很重要的一步。
洪: 的確，現在的學生普遍希望老師把課程內容用風趣幽默的方式表達，讓他們能夠產生興趣；普遍希望老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說，讓他們容易理解吸收。然而這也產生了學生在學習上偏向於趨易避難的問題，因此在當前大學生學程式設計都有某種障礙的情況下，要中小學生學習程式設計，其難度更是高。因此，教材、教具、教學不能憑空想像，也不應從國外直接移植現成教材，必須考量實際現場狀況。
蘇: 所謂通識課程通常無法要求深入與難度，假如我們只是希望透過通識課程吸引真正有天份的學生進入資訊領域，那麼類似Hour of code這類的課程就足夠了，實在不必大張旗鼓地弄個通識，只要授權校內有興趣的老師，用網路上可以找到的這樣子簡短的教材，自己花一點時間練習，然後對全校學生開選修課就可以，甚至外包也許都可以。若是有特別有興趣的學生，在學校鼓勵成立社團，在每一個地區應該都有鄰近大學，也許設立大學先修課程也行。只要資訊夠充分，生命會找到出路的。
洪: 一般人常有的誤解，認為中小學程式課程是為了培育資訊科技人才的，但其實不然；也有人誤以為資訊教育就是教文書處理、試算表等工具，也是誤解。首先，程式設計課程，教的是基本科學和工程概念，啟發學生解決實務問題、做中學，培養跨領域的基本能力，不是教工具的使用。其次，有些程度好、對資訊科學有興趣的學生，會想學得更多，那麼應該有其他的管道輔導他走上這條道路，例如到線上課程、到大學修課等，但是不應該為了少數人而塞入很多艱澀的教材，讓一般人一起陪讀。
蘇: 但是，若是我們希望學生是真的能用資訊科技來幫他們做一點事，甚至輔助他們在不管是資訊，程式，甚至是其他學科方面的進步，那麼幾個小時的程式設計教學恐怕用處不大。要做到這個地步，課程必須有一定的強度與時數。過去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在偏鄉的課程就是如此，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技能，而非課外社團活動。因此，即使是課業成績在全班後段的學生，還是有可能學得不錯。我們也明白，這樣子的上課方式不可能適合所有學生，但是既然打算是訓練技能，俗話說，錢不是萬能，沒錢就萬萬不能，目標就是指向有以程式設計能力謀生的可能，這也是偏鄉的孩子最需要的，要不然就不必做了。
洪: 我想，資訊科學和其他科學較為不同的地方之一是「廣泛的實用性」。這不是說其他科學不實用，而是說資訊科學太好用了。就拿我念過的電機系為例，如果沒有學過一大堆課程，個人是很難做出好東西。然而，懂得程式設計，搭配其他領域的知識，就有機會解決問題，因此這樣的技能，即使學生學藝不精，或是日後不做電腦科學家工程師，還是一項有用的技能。
蘇: 我們也很清楚，不能只教程式，還要教導實做的能力，所以Maker教學也在我們的課程裡面，也就是除了bits，也要atoms。我們的用意並不在學生要樣樣皆通，而是，一來，讓學生廣泛接觸資訊科技，二來，儘量讓不同天賦的學生都可以找到資訊科技對她有幫助的部分，三來，學生可以選一兩樣他最擅長的技術切入即可。所以，我們能力與懂的範圍有限，必須結合其他專長團隊，一起加入教學。但是，這樣子範圍能跨超過一個領域的大學前教育的教學團隊，即使在全世界也並不多。即使有，也會被優勢團體先一步網羅，要做到每個人的成功，好難。
洪: 既然資訊科學教育是一項有用的技能，課程中應該要強調時做，適度引進Maker做中學的作法，讓學生動手，發想創意，或是團隊合作。事實上，資訊科學可能是世界上最開放、創新速度最快、最樂於與人合作的學門，我們有最多的開放資源、最多的創新、影響遍及各領域，因此學生提早接觸這個領域，應該有機會感染到這些文化。這樣的文化，是台灣最缺乏的，如果能資訊科學能為中小學注入新動力，那就再好不過的。
蘇: 若是以Program the world的方式，夠多的課程，夠高的師生比，傾我們的全力，最多只可以照顧兩個偏鄉，而且是以村為單位，不是鄉。學生人數很難超過50人。從2014年起，我們接到超過十五個單位的訊息，要我們把課程擴展過去，我很願意一口氣都接下來，但是也知道接下來的後果，無奈的，心裡流著眼淚地，回答無能為力。所以，雖然知道面對面教學是偏鄉孩子們最需要的，我們也只好轉為先開發免費開源且在偏鄉實際上過的課程為主要工作。希望願意到偏鄉教學的熱血朋友，不必自己開發課程。
蘇: 也因為是以技能為導向，這樣子的課程都是以50個小時為一單位，份量頗重，也會先在偏鄉的孩子團體先試教過，修改再修改，確認一個班裡超過1/3學生有辦法接受才會release。所以，我們的課程不見得適合極為優秀的孩子，或者說，這樣子的課程對後者來說，也許不到20小時就可以上完，假如是這樣，我還是建議有特殊管道，讓他一路往上衝好了。這種就不在我的範疇，若是偏鄉有這樣子的孩子，直接送給 葉丙成老師去教就好。
洪: 蘇教授的熱情和浪漫實屬稀有，我覺得蘇教授在偏鄉推動資訊教育的經驗非常值得參考，但我希望社會能更有系統性去推動資訊教育，政府也能撥出資源來贊助這些，讓更多人受惠。
蘇: 雖然說，我們以程式設計與Maker教學為主，但是我們並不希望孩子只會寫程式或做勞作。真正的資訊科學教育不在於寫程式，而在於善於利用電腦幫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很會寫程式，卻不會解決問題，甚至發現問題，那麼我們還是會淪為軟體代工國家，與過去的硬體代工，並無多大差異。在資訊科學教育裡，計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才是重點所在，而進一步的是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這不是修完大學裡的計算理論或是演算法就可以的。最後還是必須回到很基礎的理論，以及理論與應用的聯結才是。
洪: 「發現值得研究的好問題」這件事，可能比一般人所認為的還難。一般人在學習時，總是研究那些已經被解決好的案例，不見得會針對「當初他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去做思考和練習，以至於工作時習慣於被交付問題，然後才動腦筋去解決，因此代工思維盛行，甚至連在大學研究所，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外國人提出的問題框架中解決芝麻蒜皮的小問題，發表研究成果，等於是幫人家代工解題。我不是說解題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缺乏具備主動找問題能力的人，這樣的能力很多人都有，但是需要被啟發的。
蘇: 我恐怕，跟著美國人的教育政策，學到的若只是皮毛，最後還是一樣補習班或才藝班滿天飛，孩子們多了更多東西要補，豈不悲哀？但是，衡諸過去的台灣經驗，只要列入課綱，考試要考，升學必須，利之所趨，豈有不大補特補呢？家長觀念不改，教育單位政策不能慎重，恐怕台灣的競爭力會每下愈況啊！
洪: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所以我前面說了，應該要找在教育理念上獲得大家認同的、對資訊科學素養卓越的人來全職全力來領導和推動整件事，賦予足夠的資源、權力、責任，去完成這個任務，否則蘇教授提到的問題，勢必會出現，而且一旦出現了，要收拾就是難上加難。
蘇: 過去20年，我最常對大一或大二學生說的就是，他們非常幸運能念資訊系，因為當今幾乎所有的熱門或不熱門的產業都與資訊脫不了關係，食衣住行是，連學習音樂都是。假如可以把自己的興趣導入到資訊技術，會是一件幸運的事。但是，20年來，我屢屢看到學生在沒念完大二就對資訊技術失去興趣，甚至念完大四還不會寫Ｃ或java的都有，原因不用我說。所以我也常對學生說，若是沒有興趣，趕快轉系，會這麼說，實屬無奈。
洪: 這裡談到的，就是專業教育的領域了。我這幾年來，每年看到不少對於資訊技術沒有興趣的學生，有很多念到大四、五、六，說穿了就是想要一個學位。對於台大的學生，我不擔心，因為他們自己應該會找到出路，但是對於中後段大學的學生，我覺得情況很不樂觀。我們到一些中後段大學的資訊系拜訪，發現學生因為家境不佳、在外打工付學費的情況很嚴重，而且學生的英文程度不好，對於學習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是一大障礙，所以多數自認為畢業後只能做做網頁設計以及簡單的資訊科技服務而已。但相對地，資訊科技進展太快，迫切需要的是中高階、創新的人才，所以他們也做不了這些研發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該何去何從呢? 我想，要不就是回歸技職體系，建立扎實的專業基礎，要不就是設法建立跨領域的專業，否則全國大學生人數最多的資訊系，如果專業訓練不上不下的，能夠在專業上或是跨領域上能做出的貢獻也是有限，要找到高薪的工作也不容易。當然業界也得要多努力將專業水準提昇，否則我們即便有對資訊科技很有興趣的高材生，沒有發揮的管道，也是枉然。
蘇: 我這人也許有點小聰明，但是卻無大智慧，所以，也只能做我自己想得到的，自以為對的事。面對多年來台灣教育，產出這麼多對求學沒興趣的孩子，很是憂心。只願，我們的資訊教育，不要再重蹈覆徹，再次讓孩子對這門重要的學問失去興趣。
洪: 我們個人的智慧都有其限度，這類眾人之事，光靠幾個人是不夠的。我認為有三個重要的環節，第一，中小學教育如何引發學生的興趣，第二，技職教育和大學教育如何務實務本，第三，業界如何提昇其技術競爭力，這三個環節緊密扣連著，不能只解決一個問題。即便我們翻轉了教育，讓許多孩子學到些東西，讓他們對某項領域產生興趣，但到了業界卻處處得要遷就冷酷的事實，沒有機會實現夢想，那麼興趣和熱情自然會消散，連帶著影響到下一代的學子，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教育現場的問題，是多年累積之下的系統性問題，不是單一教育改革所能解決的。我想，資訊科技的重要性，不在於資訊產業本身，而在於國家整體的競爭力，而計算思維的概念，勢必要以各種形式讓有志於迎接新時代挑戰的人理解。此外，資訊科技產業本身是個機會，要把握這個機會，不能等那些還在學校的下一代，應該由這一代開始。美國不只有這個Every Student Succeeds法案，先前還有許多業界主動為了訓練職場人才的計畫，甚至不斷引進國外的人才，至於我們的業界除了會精打細算之外，是否樂意主動培育人才，關鍵到當前資訊產業的榮景，我認為產業本身該在人才訓練上多做些努力才行。
蘇: 通識課程中的電腦科學要教什麼？若是照著過去政府的做法，一定是去找一堆學者專家來訂定教育政策，或者說是課綱。這些課綱被某些學者專家定了之後，想必會有相關人士開始出版相關教材，然後就是補習班跟進。以建構式數學為往例，想必可以讓大家都印象深刻。我並不認為建構式數學本身有多大的錯，這是學習數學的方法之一，但卻不是唯一的方法。若是用電腦程式的觀點來看，建構式數學有非常類似之處，但是當它變成一種制式教學與評量標準時，很多事就變了調了。
洪: 所以主事者必須有某種高度，資訊教育，不應該以傳統方式來教學和考試，否則很容易變調。
蘇: 我是資訊系大學教授，這幾年又在從事兒童少年程式教學，被找去問的機率頗高，但是我是不敢站出來說要制定什麼樣子的課程資料與大綱，來當作這些通識課程的參考，更不用說是標準或準則了。
洪: 這是需要集思廣益的事情。
蘇: 為什麼我說過我怕資訊科學被納入通識課程呢？原因就在此，我們太擅長把一樣東西當作教條，“廣泛”施行，從教學效率上來看，這沒什麼錯，但是這卻會違反資訊作為“科學”二字的含義。既然是科學，就應該沒什麼答案，而沒有答案的東西要怎麼寫教科書呢？遑論是怎麼教？既然照著學習科學這件事不好教，那麼就很為難老師了。以我在大學教書20年的經驗，單單要與學生溝通以下這件事都很難了，何況在中小學階段。那就是前面說的，科學是沒有一定的答案的。
蘇: 所有人應該都會同意，科學沒有定的答案這件事，但是我們的學生為什麼會一直到念了大學都還老是希望老師可以給個答案呢？我想，若是因循過去的做法，資訊科學納入通識課程，甚至有一天變成大學入學要考的科目之一，恐怕我們上的不是資訊科學，而是資訊學科了。
洪: 這是目前教育上常見到共同問題，所以我不希望在資訊教育中教得太複雜，希望多一些實作類的專題，讓學生多些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概念。同時，還希望利用資訊教育，把其他學科的東西帶進來活用，培養跨領域的概念。
蘇: 前文所說，資訊科學有兩個重要的觀念要建立，也就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與algorithmic thinking。這些是思維，沒有針對哪一個領域，哪一個應用，或是哪一門學科。資訊的東西往往只是個工具，希望能用來解決諸多事物，本身不是主角，通常只有在資訊系裏才會把資訊技術本身的發展當作主角。前面說過，許多資訊系學生在還沒有念完大二就對資訊失去興趣，之所以願意留下來繼續念，看的不過就是畢業後工作好找，這是蠻悲哀的。當學生學一樣東西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只是被要求把工具來來去去弄得很熟，還會產生興趣的學生比例是很少的。
洪: 如果每個人都搶著要當主角，覺得主角最厲害，無視於配角的存在和價值，那麼這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台灣過度重視「人比人」這件事，凡事都要比，從小比到大，所以很難建立所謂的職人文化，很少願意友人十年磨一劍，做某項技術的專家。真正的專家不多，但唬人的專家到處都是，今天早上有位教授說到某個單位，最擅長「用PowerPoint做研究」，拿政府經費，這是社會文化的議題。
蘇: 這讓我想起自己當年學習如何解微分方程的往事。解微分方程有很多方法，在工程數學裡，老師一一教我們這些方法，我為了考試，必須每種方法都熟練，卻不知道最重要的其實是，“微分方程是用來解決什麼問題？”，的這個問題。我之所以勉力學習只不過是為了不要落在我的同班同學之後太遠，這個不知所以的理由。
洪: 蘇老師您總是拿這個我大一不及格的微積分來講... 當時我不及格，原因是有一大堆的積分表要背誦，老師總是找些難題來為難電機系的學生，而我並不認同那樣的教法。我大四重修時，跟地理系的學生一起修，老師將比較多的應用面，我認為是比較好的教法。工程數學也是如此，有老師多講些應用面，讓學生知道學這個東西有什麼用，有的老師則喜歡談理論，我個人比較喜歡前者，而在當前電腦可以自動解決很多微積分和工程數學的時代，我認為了解概念和用途，遠比把算法背得滾瓜爛熟來得重要。
蘇: 我想，若是大一新生就可以讓他們知道，學習資訊技術可以解決哪些有趣的問題，那麼一定可以有更大比例的學生在未來的四年大學生涯裡，不治喪失對資訊技術的興趣，甚至是可以深深地投入到新資訊科技的研發，要不然也可以解決許多現實的應用。
洪: 這是國外大學當前在推所謂的「基石（cornerstone）課程」的概念，資訊系不見得要和傳統課程那樣按部就班由程式語言學起，然後是演算法、物件導向、自動機、系統程式、作業系統、計算機結構等等，而是先告訴學生訊技術可以解決哪些有趣的問題，以及如何實際利用工具解決問題，再告訴他們裡面有哪些複雜的問題會在以後哪些課程中教到。
蘇: 資訊科學作為中小學的教學材料也該是如此。對於一個多年來以資訊技術解決問題的人，我相信即使是小學裡的其他科目，一定也有可以運用到資訊技術的地方，而運用資訊技術的第一步就是計算思維與演算法思維的建立。這就像是獨孤九劍的總訣式一樣。
洪: 上述「基石課程」的概念，更需要在中小學課程中強調。我認為應該採用「由上而下」（top-down）計畫導向實作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方式進行，這也就是獨孤九劍的總訣式。記得風清揚怎麼教令狐沖的？除了教他總訣之外，還讓他實際和當時要來抓令狐沖下山的大盜田伯光對打，從旁指導，這就是由做中學，讓學生領悟道理。
蘇: 再來，我們也該對教學的目標有一個明確的想法。舉例來說，中學有一般高中與技職高中之分，教學目標自然不同。以我在偏鄉的程式教學的走向是以後者為主，因為身在偏鄉，我知道多數學科成績較差的學生會走技職體系，我希望他們在入學後有更堅實的程式設計基礎，所以我的目標不在啟發天才，而在於一步步建立程式設計概念，並且儘早讓他們離開圖形化程式界面，進入文字模式的編寫程式，因為後者才是工作場域之所必需。俗話說，錢不是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期待他們若是有一天上了大學，至少學費與生活費可以靠自己掙來。
洪: 我前面說過很多中後段大學的學生念完資訊系後不上不下的，不利於找工作。資訊系如此，其他科系應該也相仿。所以我們需要提倡技職教育，強調專業性和跨領域合作，而不是讓大學生滿街跑、自生自滅。
蘇: 為了確認同學的學習成果，Program the world 的晉級考試題目都只有一題，可是考試時間都至少是一天。這有別于一般考試的題目數多，每一題的解題時間卻不多。以寫程式這件事而論，本來就是要用比較長的時間來寫一隻程式，以昨天我們的AppInventor考試題目，每一題都要使用超過5000的程式碼積木才可以做完，判斷是否過關的標準也模擬一般專案開發的檢查過程，目的就在讓學生知道程式設計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蘇: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的課程也會安排讓學生有快速升級的機會，這類學生在偏鄉的比例雖然不高，但是我們就會以專案（Project Based Learning）學習的方式來試著帶領他們。若是她們可以因此更上層樓，而且我們的升學制度真正邁向多元，我想自會有其他大學教授（我在成大資訊系的同儕就有）對他們有興趣而願意接手繼續帶領他們。
洪: 我想大學的多元入學應該要考慮到這類特殊才能學生，我個人很樂意指導這類學生，但礙於學校入學規定，這類人才往往無法進到台大，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應該有更好的方法來進行。
蘇: 這些都不是目前體制內的制式教學可以辦到的。對於多數學科，我覺得也許制式教學不失是一個方法。但是以資訊科學來說，卻難以用這樣的教學法來達到教學效果。事實上，在一般大學資訊系裡，也還未能完全融合當今資訊科學教學的所需，這是我們要努力改變的。
洪: 我之前批判了很多大學體制的問題，如我以上所說，資訊科技是當前世界上最靈活、創新最多、最能夠跨領域的學門，但我們的大學體制和評鑑制度把資訊系的發展限制住了，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蘇: 我想在上位者需要先想好的是，我們的資訊科學教育的目標為何，而且沒有一種方式會適合所有學生，正如過去我們有技職與一般的分法，之後也許該更進一步分流。雖說有教無類的目標過於遠大，也許難以達成，但是我們總該想個方法，努力往Every student succeeds這個方向邁進。只要政策對了，連補習教育也不會是只為升學而存在，當然，正規教育就更不會只是為了升學。
洪: 未來的職場會有很大變革，只顧著升學和學位，將來會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們這裡談的是整個教育理念的問題，加上對於國家未來競爭力的定位問題，所以說，絕對不是單純由資訊科系的教授們來規劃資訊教育就行的。
蘇: 教育的目標當然是提升學生的競爭力，這個競爭力不是跟身邊的人競爭，而是跟全世界的人才競爭才對。假如我們的教育把過去的硬體代工只是導向軟體代工，那麼我們就還未看到真正的困境，假如我們的學生因之而提起對一切問題產生疑問，進而對一切問題產生解法，台灣才算真正看到隧道口的光。
洪: 我們需要各種人才團結合作來對外擴展，而不是鎖國內鬥。我對於以往國家在培育和運用人才上很大的意見，基本上過度強調穩定安逸，在國內卡位自保，而逐漸喪失了拼勁，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以上聚焦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討論，希望從這個角度去探索一條提昇對外競爭力的機會，希望台灣能把握這個機會。
（註一）上集 https://goo.gl/jAXlNx
（註二）下集 https://goo.gl/yyT9Fd
我的好朋友成大蘇文鈺教授，帶著研究生去偏鄉教弱勢小孩寫程式，累積了相當的實務經驗，他的話自然比我和很多大學教授更值得借鏡。
蘇教授這幾天在臉書上陸續發表一些想法（註一、註二），以下我把蘇教授的話貼出來，同時在段落之間穿插一些我個人的想法，以虛擬對談的方式與蘇教授相呼應:
蘇: 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將資訊科學納入通識課程的教育法案，我的心情很是複雜。原因很多，先講憂心的地方好了。「若願意分享，請把我的文字也轉貼過去，謝謝！」
洪: 我的心情也很複雜，在此貼了您的文字，也分享我的想法，來呼應您的看法。
蘇: 首先，這個法案宣稱要每個孩子都可以成功，但是以過去美國的教育的走向，其實是優勢的越優勢，弱勢的越弱勢，也就是跟多年來美國社會的結構往不對稱的Ｍ型化傾斜的走向是一致的。要知道，資訊教育所需要的資源，不管是教材，教具與師資，與過去的傳統教學科目重疊的不多，這是一個國家需要大量投入的，既然是需要大量投入資源，那麼可預見的就是，優勢家庭普遍會取得更多優勢，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除非在資本主義的骨子裡添加一點變因，這麼走下去的結果會是貧富更為不均。
洪: 美國資本主義在貧富不均上的問題，我們都看到了，但是台灣在貧富不均上更加的嚴重。美國的作法，基本上是藉由他們的優勢成為國際強權，從世界各地獲得利益，只要這些從國外得來的利益在某部分能夠分配給弱勢者，弱勢者日子還過得下去，就沒甚麼好抱怨的。台灣多方面師法美國，卻沒有像美國那樣利用優勢人才和重視技術的研發從國外賺取大量利益，在利益的分配上又有各種政治問題，導致現在不均的局面，被犧牲忽視的是(1)貧窮線以下的人們以及(2)缺乏發展機會的年輕人。但問題是，政經上層幾乎被壟斷，誰來照顧弱勢和給年輕人機會? 現在大家也都對貧富不均的狀況很反感，所以，有些所謂「對國家好」的政策，大家會去區辨，究竟是對有錢人好，還是對窮人家好? 政府說利大於弊，究竟站在誰的立場談利弊得失? 但是就資訊教育來說，如果國家不教這些，那麼誰來教這些弱勢的學生? 靠蘇教授和一群樂意犧牲奉獻的人來教，也只能照顧到部分的弱勢學生，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教育上要有一套方法來引進資訊教育。
蘇: 上一節討論到的資源問題，硬體方面，不管是教材與教具，只要是有心人願意做，都不成問題。以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來說，我們已經計劃每年出四到五個開放教材，並搭配三到四個教具，所有的資料與程式碼都會在明年我們的網站上下載得到。但是真正的問題卻在於師資。優良的資訊教育師資之難尋不在於我們找不到程式設計師來教，而是一來程式設計師可能不善於教學，二來，好的程式設計師的薪資很高，我們如何吸引他們願意參與程式教學的行列呢？
洪: 教材與教具，需要找到兼具有心和有能力的人。美國有不少這樣的人在做這件事，例如Scratch是MIT發展出來的。台灣要做的話，應該要找在教育理念上獲得大家認同的、對資訊科學素養卓越的人來全職全力來領導和推動整件事。或許台灣學界應該設法推舉出一個工作團隊，並且賦予這個足夠的資源、權力、責任，去完成這個任務，包括教材、教具、教師訓練，否則蘇教授提到的問題，勢必會出現，而且一旦引入不合適的課程和教師，不只是搞砸了資訊教育的美意，而且不容易收拾後果。
蘇: 再來，因為是通識課程，以我目前為止在大學裡開通識課程的經驗，多數學生因為學校規定要修通識課而修課，從第一堂就滑手機到最後一堂。我知道，課程無法吸引學生，老師也該負責任，但是要每一個老師都能把課程上得有趣以達到每一個人都成功的難度太高了。我們到底想教學生什麼樣子的資訊科學應該有得吵的，檢討過去的通識課程到底達到什麼效果應該是很重要的一步。
洪: 的確，現在的學生普遍希望老師把課程內容用風趣幽默的方式表達，讓他們能夠產生興趣；普遍希望老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說，讓他們容易理解吸收。然而這也產生了學生在學習上偏向於趨易避難的問題，因此在當前大學生學程式設計都有某種障礙的情況下，要中小學生學習程式設計，其難度更是高。因此，教材、教具、教學不能憑空想像，也不應從國外直接移植現成教材，必須考量實際現場狀況。
蘇: 所謂通識課程通常無法要求深入與難度，假如我們只是希望透過通識課程吸引真正有天份的學生進入資訊領域，那麼類似Hour of code這類的課程就足夠了，實在不必大張旗鼓地弄個通識，只要授權校內有興趣的老師，用網路上可以找到的這樣子簡短的教材，自己花一點時間練習，然後對全校學生開選修課就可以，甚至外包也許都可以。若是有特別有興趣的學生，在學校鼓勵成立社團，在每一個地區應該都有鄰近大學，也許設立大學先修課程也行。只要資訊夠充分，生命會找到出路的。
洪: 一般人常有的誤解，認為中小學程式課程是為了培育資訊科技人才的，但其實不然；也有人誤以為資訊教育就是教文書處理、試算表等工具，也是誤解。首先，程式設計課程，教的是基本科學和工程概念，啟發學生解決實務問題、做中學，培養跨領域的基本能力，不是教工具的使用。其次，有些程度好、對資訊科學有興趣的學生，會想學得更多，那麼應該有其他的管道輔導他走上這條道路，例如到線上課程、到大學修課等，但是不應該為了少數人而塞入很多艱澀的教材，讓一般人一起陪讀。
蘇: 但是，若是我們希望學生是真的能用資訊科技來幫他們做一點事，甚至輔助他們在不管是資訊，程式，甚至是其他學科方面的進步，那麼幾個小時的程式設計教學恐怕用處不大。要做到這個地步，課程必須有一定的強度與時數。過去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在偏鄉的課程就是如此，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技能，而非課外社團活動。因此，即使是課業成績在全班後段的學生，還是有可能學得不錯。我們也明白，這樣子的上課方式不可能適合所有學生，但是既然打算是訓練技能，俗話說，錢不是萬能，沒錢就萬萬不能，目標就是指向有以程式設計能力謀生的可能，這也是偏鄉的孩子最需要的，要不然就不必做了。
洪: 我想，資訊科學和其他科學較為不同的地方之一是「廣泛的實用性」。這不是說其他科學不實用，而是說資訊科學太好用了。就拿我念過的電機系為例，如果沒有學過一大堆課程，個人是很難做出好東西。然而，懂得程式設計，搭配其他領域的知識，就有機會解決問題，因此這樣的技能，即使學生學藝不精，或是日後不做電腦科學家工程師，還是一項有用的技能。
蘇: 我們也很清楚，不能只教程式，還要教導實做的能力，所以Maker教學也在我們的課程裡面，也就是除了bits，也要atoms。我們的用意並不在學生要樣樣皆通，而是，一來，讓學生廣泛接觸資訊科技，二來，儘量讓不同天賦的學生都可以找到資訊科技對她有幫助的部分，三來，學生可以選一兩樣他最擅長的技術切入即可。所以，我們能力與懂的範圍有限，必須結合其他專長團隊，一起加入教學。但是，這樣子範圍能跨超過一個領域的大學前教育的教學團隊，即使在全世界也並不多。即使有，也會被優勢團體先一步網羅，要做到每個人的成功，好難。
洪: 既然資訊科學教育是一項有用的技能，課程中應該要強調時做，適度引進Maker做中學的作法，讓學生動手，發想創意，或是團隊合作。事實上，資訊科學可能是世界上最開放、創新速度最快、最樂於與人合作的學門，我們有最多的開放資源、最多的創新、影響遍及各領域，因此學生提早接觸這個領域，應該有機會感染到這些文化。這樣的文化，是台灣最缺乏的，如果能資訊科學能為中小學注入新動力，那就再好不過的。
蘇: 若是以Program the world的方式，夠多的課程，夠高的師生比，傾我們的全力，最多只可以照顧兩個偏鄉，而且是以村為單位，不是鄉。學生人數很難超過50人。從2014年起，我們接到超過十五個單位的訊息，要我們把課程擴展過去，我很願意一口氣都接下來，但是也知道接下來的後果，無奈的，心裡流著眼淚地，回答無能為力。所以，雖然知道面對面教學是偏鄉孩子們最需要的，我們也只好轉為先開發免費開源且在偏鄉實際上過的課程為主要工作。希望願意到偏鄉教學的熱血朋友，不必自己開發課程。
蘇: 也因為是以技能為導向，這樣子的課程都是以50個小時為一單位，份量頗重，也會先在偏鄉的孩子團體先試教過，修改再修改，確認一個班裡超過1/3學生有辦法接受才會release。所以，我們的課程不見得適合極為優秀的孩子，或者說，這樣子的課程對後者來說，也許不到20小時就可以上完，假如是這樣，我還是建議有特殊管道，讓他一路往上衝好了。這種就不在我的範疇，若是偏鄉有這樣子的孩子，直接送給 葉丙成老師去教就好。
洪: 蘇教授的熱情和浪漫實屬稀有，我覺得蘇教授在偏鄉推動資訊教育的經驗非常值得參考，但我希望社會能更有系統性去推動資訊教育，政府也能撥出資源來贊助這些，讓更多人受惠。
蘇: 雖然說，我們以程式設計與Maker教學為主，但是我們並不希望孩子只會寫程式或做勞作。真正的資訊科學教育不在於寫程式，而在於善於利用電腦幫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很會寫程式，卻不會解決問題，甚至發現問題，那麼我們還是會淪為軟體代工國家，與過去的硬體代工，並無多大差異。在資訊科學教育裡，計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才是重點所在，而進一步的是演算法思維(algorithmic thinking)，這不是修完大學裡的計算理論或是演算法就可以的。最後還是必須回到很基礎的理論，以及理論與應用的聯結才是。
洪: 「發現值得研究的好問題」這件事，可能比一般人所認為的還難。一般人在學習時，總是研究那些已經被解決好的案例，不見得會針對「當初他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去做思考和練習，以至於工作時習慣於被交付問題，然後才動腦筋去解決，因此代工思維盛行，甚至連在大學研究所，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外國人提出的問題框架中解決芝麻蒜皮的小問題，發表研究成果，等於是幫人家代工解題。我不是說解題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缺乏具備主動找問題能力的人，這樣的能力很多人都有，但是需要被啟發的。
蘇: 我恐怕，跟著美國人的教育政策，學到的若只是皮毛，最後還是一樣補習班或才藝班滿天飛，孩子們多了更多東西要補，豈不悲哀？但是，衡諸過去的台灣經驗，只要列入課綱，考試要考，升學必須，利之所趨，豈有不大補特補呢？家長觀念不改，教育單位政策不能慎重，恐怕台灣的競爭力會每下愈況啊！
洪: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所以我前面說了，應該要找在教育理念上獲得大家認同的、對資訊科學素養卓越的人來全職全力來領導和推動整件事，賦予足夠的資源、權力、責任，去完成這個任務，否則蘇教授提到的問題，勢必會出現，而且一旦出現了，要收拾就是難上加難。
蘇: 過去20年，我最常對大一或大二學生說的就是，他們非常幸運能念資訊系，因為當今幾乎所有的熱門或不熱門的產業都與資訊脫不了關係，食衣住行是，連學習音樂都是。假如可以把自己的興趣導入到資訊技術，會是一件幸運的事。但是，20年來，我屢屢看到學生在沒念完大二就對資訊技術失去興趣，甚至念完大四還不會寫Ｃ或java的都有，原因不用我說。所以我也常對學生說，若是沒有興趣，趕快轉系，會這麼說，實屬無奈。
洪: 這裡談到的，就是專業教育的領域了。我這幾年來，每年看到不少對於資訊技術沒有興趣的學生，有很多念到大四、五、六，說穿了就是想要一個學位。對於台大的學生，我不擔心，因為他們自己應該會找到出路，但是對於中後段大學的學生，我覺得情況很不樂觀。我們到一些中後段大學的資訊系拜訪，發現學生因為家境不佳、在外打工付學費的情況很嚴重，而且學生的英文程度不好，對於學習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是一大障礙，所以多數自認為畢業後只能做做網頁設計以及簡單的資訊科技服務而已。但相對地，資訊科技進展太快，迫切需要的是中高階、創新的人才，所以他們也做不了這些研發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該何去何從呢? 我想，要不就是回歸技職體系，建立扎實的專業基礎，要不就是設法建立跨領域的專業，否則全國大學生人數最多的資訊系，如果專業訓練不上不下的，能夠在專業上或是跨領域上能做出的貢獻也是有限，要找到高薪的工作也不容易。當然業界也得要多努力將專業水準提昇，否則我們即便有對資訊科技很有興趣的高材生，沒有發揮的管道，也是枉然。
蘇: 我這人也許有點小聰明，但是卻無大智慧，所以，也只能做我自己想得到的，自以為對的事。面對多年來台灣教育，產出這麼多對求學沒興趣的孩子，很是憂心。只願，我們的資訊教育，不要再重蹈覆徹，再次讓孩子對這門重要的學問失去興趣。
洪: 我們個人的智慧都有其限度，這類眾人之事，光靠幾個人是不夠的。我認為有三個重要的環節，第一，中小學教育如何引發學生的興趣，第二，技職教育和大學教育如何務實務本，第三，業界如何提昇其技術競爭力，這三個環節緊密扣連著，不能只解決一個問題。即便我們翻轉了教育，讓許多孩子學到些東西，讓他們對某項領域產生興趣，但到了業界卻處處得要遷就冷酷的事實，沒有機會實現夢想，那麼興趣和熱情自然會消散，連帶著影響到下一代的學子，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教育現場的問題，是多年累積之下的系統性問題，不是單一教育改革所能解決的。我想，資訊科技的重要性，不在於資訊產業本身，而在於國家整體的競爭力，而計算思維的概念，勢必要以各種形式讓有志於迎接新時代挑戰的人理解。此外，資訊科技產業本身是個機會，要把握這個機會，不能等那些還在學校的下一代，應該由這一代開始。美國不只有這個Every Student Succeeds法案，先前還有許多業界主動為了訓練職場人才的計畫，甚至不斷引進國外的人才，至於我們的業界除了會精打細算之外，是否樂意主動培育人才，關鍵到當前資訊產業的榮景，我認為產業本身該在人才訓練上多做些努力才行。
蘇: 通識課程中的電腦科學要教什麼？若是照著過去政府的做法，一定是去找一堆學者專家來訂定教育政策，或者說是課綱。這些課綱被某些學者專家定了之後，想必會有相關人士開始出版相關教材，然後就是補習班跟進。以建構式數學為往例，想必可以讓大家都印象深刻。我並不認為建構式數學本身有多大的錯，這是學習數學的方法之一，但卻不是唯一的方法。若是用電腦程式的觀點來看，建構式數學有非常類似之處，但是當它變成一種制式教學與評量標準時，很多事就變了調了。
洪: 所以主事者必須有某種高度，資訊教育，不應該以傳統方式來教學和考試，否則很容易變調。
蘇: 我是資訊系大學教授，這幾年又在從事兒童少年程式教學，被找去問的機率頗高，但是我是不敢站出來說要制定什麼樣子的課程資料與大綱，來當作這些通識課程的參考，更不用說是標準或準則了。
洪: 這是需要集思廣益的事情。
蘇: 為什麼我說過我怕資訊科學被納入通識課程呢？原因就在此，我們太擅長把一樣東西當作教條，“廣泛”施行，從教學效率上來看，這沒什麼錯，但是這卻會違反資訊作為“科學”二字的含義。既然是科學，就應該沒什麼答案，而沒有答案的東西要怎麼寫教科書呢？遑論是怎麼教？既然照著學習科學這件事不好教，那麼就很為難老師了。以我在大學教書20年的經驗，單單要與學生溝通以下這件事都很難了，何況在中小學階段。那就是前面說的，科學是沒有一定的答案的。
蘇: 所有人應該都會同意，科學沒有定的答案這件事，但是我們的學生為什麼會一直到念了大學都還老是希望老師可以給個答案呢？我想，若是因循過去的做法，資訊科學納入通識課程，甚至有一天變成大學入學要考的科目之一，恐怕我們上的不是資訊科學，而是資訊學科了。
洪: 這是目前教育上常見到共同問題，所以我不希望在資訊教育中教得太複雜，希望多一些實作類的專題，讓學生多些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概念。同時，還希望利用資訊教育，把其他學科的東西帶進來活用，培養跨領域的概念。
蘇: 前文所說，資訊科學有兩個重要的觀念要建立，也就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與algorithmic thinking。這些是思維，沒有針對哪一個領域，哪一個應用，或是哪一門學科。資訊的東西往往只是個工具，希望能用來解決諸多事物，本身不是主角，通常只有在資訊系裏才會把資訊技術本身的發展當作主角。前面說過，許多資訊系學生在還沒有念完大二就對資訊失去興趣，之所以願意留下來繼續念，看的不過就是畢業後工作好找，這是蠻悲哀的。當學生學一樣東西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只是被要求把工具來來去去弄得很熟，還會產生興趣的學生比例是很少的。
洪: 如果每個人都搶著要當主角，覺得主角最厲害，無視於配角的存在和價值，那麼這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台灣過度重視「人比人」這件事，凡事都要比，從小比到大，所以很難建立所謂的職人文化，很少願意友人十年磨一劍，做某項技術的專家。真正的專家不多，但唬人的專家到處都是，今天早上有位教授說到某個單位，最擅長「用PowerPoint做研究」，拿政府經費，這是社會文化的議題。
蘇: 這讓我想起自己當年學習如何解微分方程的往事。解微分方程有很多方法，在工程數學裡，老師一一教我們這些方法，我為了考試，必須每種方法都熟練，卻不知道最重要的其實是，“微分方程是用來解決什麼問題？”，的這個問題。我之所以勉力學習只不過是為了不要落在我的同班同學之後太遠，這個不知所以的理由。
洪: 蘇老師您總是拿這個我大一不及格的微積分來講... 當時我不及格，原因是有一大堆的積分表要背誦，老師總是找些難題來為難電機系的學生，而我並不認同那樣的教法。我大四重修時，跟地理系的學生一起修，老師將比較多的應用面，我認為是比較好的教法。工程數學也是如此，有老師多講些應用面，讓學生知道學這個東西有什麼用，有的老師則喜歡談理論，我個人比較喜歡前者，而在當前電腦可以自動解決很多微積分和工程數學的時代，我認為了解概念和用途，遠比把算法背得滾瓜爛熟來得重要。
蘇: 我想，若是大一新生就可以讓他們知道，學習資訊技術可以解決哪些有趣的問題，那麼一定可以有更大比例的學生在未來的四年大學生涯裡，不治喪失對資訊技術的興趣，甚至是可以深深地投入到新資訊科技的研發，要不然也可以解決許多現實的應用。
洪: 這是國外大學當前在推所謂的「基石（cornerstone）課程」的概念，資訊系不見得要和傳統課程那樣按部就班由程式語言學起，然後是演算法、物件導向、自動機、系統程式、作業系統、計算機結構等等，而是先告訴學生訊技術可以解決哪些有趣的問題，以及如何實際利用工具解決問題，再告訴他們裡面有哪些複雜的問題會在以後哪些課程中教到。
蘇: 資訊科學作為中小學的教學材料也該是如此。對於一個多年來以資訊技術解決問題的人，我相信即使是小學裡的其他科目，一定也有可以運用到資訊技術的地方，而運用資訊技術的第一步就是計算思維與演算法思維的建立。這就像是獨孤九劍的總訣式一樣。
洪: 上述「基石課程」的概念，更需要在中小學課程中強調。我認為應該採用「由上而下」（top-down）計畫導向實作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方式進行，這也就是獨孤九劍的總訣式。記得風清揚怎麼教令狐沖的？除了教他總訣之外，還讓他實際和當時要來抓令狐沖下山的大盜田伯光對打，從旁指導，這就是由做中學，讓學生領悟道理。
蘇: 再來，我們也該對教學的目標有一個明確的想法。舉例來說，中學有一般高中與技職高中之分，教學目標自然不同。以我在偏鄉的程式教學的走向是以後者為主，因為身在偏鄉，我知道多數學科成績較差的學生會走技職體系，我希望他們在入學後有更堅實的程式設計基礎，所以我的目標不在啟發天才，而在於一步步建立程式設計概念，並且儘早讓他們離開圖形化程式界面，進入文字模式的編寫程式，因為後者才是工作場域之所必需。俗話說，錢不是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期待他們若是有一天上了大學，至少學費與生活費可以靠自己掙來。
洪: 我前面說過很多中後段大學的學生念完資訊系後不上不下的，不利於找工作。資訊系如此，其他科系應該也相仿。所以我們需要提倡技職教育，強調專業性和跨領域合作，而不是讓大學生滿街跑、自生自滅。
蘇: 為了確認同學的學習成果，Program the world 的晉級考試題目都只有一題，可是考試時間都至少是一天。這有別于一般考試的題目數多，每一題的解題時間卻不多。以寫程式這件事而論，本來就是要用比較長的時間來寫一隻程式，以昨天我們的AppInventor考試題目，每一題都要使用超過5000的程式碼積木才可以做完，判斷是否過關的標準也模擬一般專案開發的檢查過程，目的就在讓學生知道程式設計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蘇: 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劃的課程也會安排讓學生有快速升級的機會，這類學生在偏鄉的比例雖然不高，但是我們就會以專案（Project Based Learning）學習的方式來試著帶領他們。若是她們可以因此更上層樓，而且我們的升學制度真正邁向多元，我想自會有其他大學教授（我在成大資訊系的同儕就有）對他們有興趣而願意接手繼續帶領他們。
洪: 我想大學的多元入學應該要考慮到這類特殊才能學生，我個人很樂意指導這類學生，但礙於學校入學規定，這類人才往往無法進到台大，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應該有更好的方法來進行。
蘇: 這些都不是目前體制內的制式教學可以辦到的。對於多數學科，我覺得也許制式教學不失是一個方法。但是以資訊科學來說，卻難以用這樣的教學法來達到教學效果。事實上，在一般大學資訊系裡，也還未能完全融合當今資訊科學教學的所需，這是我們要努力改變的。
洪: 我之前批判了很多大學體制的問題，如我以上所說，資訊科技是當前世界上最靈活、創新最多、最能夠跨領域的學門，但我們的大學體制和評鑑制度把資訊系的發展限制住了，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蘇: 我想在上位者需要先想好的是，我們的資訊科學教育的目標為何，而且沒有一種方式會適合所有學生，正如過去我們有技職與一般的分法，之後也許該更進一步分流。雖說有教無類的目標過於遠大，也許難以達成，但是我們總該想個方法，努力往Every student succeeds這個方向邁進。只要政策對了，連補習教育也不會是只為升學而存在，當然，正規教育就更不會只是為了升學。
洪: 未來的職場會有很大變革，只顧著升學和學位，將來會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們這裡談的是整個教育理念的問題，加上對於國家未來競爭力的定位問題，所以說，絕對不是單純由資訊科系的教授們來規劃資訊教育就行的。
蘇: 教育的目標當然是提升學生的競爭力，這個競爭力不是跟身邊的人競爭，而是跟全世界的人才競爭才對。假如我們的教育把過去的硬體代工只是導向軟體代工，那麼我們就還未看到真正的困境，假如我們的學生因之而提起對一切問題產生疑問，進而對一切問題產生解法，台灣才算真正看到隧道口的光。
洪: 我們需要各種人才團結合作來對外擴展，而不是鎖國內鬥。我對於以往國家在培育和運用人才上很大的意見，基本上過度強調穩定安逸，在國內卡位自保，而逐漸喪失了拼勁，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以上聚焦在資訊科技教育上的討論，希望從這個角度去探索一條提昇對外競爭力的機會，希望台灣能把握這個機會。
（註一）上集 https://goo.gl/jAXlNx
（註二）下集 https://goo.gl/yyT9Fd
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搞清楚狀況再發言，很難嗎？
的確很難，以我自己為例，看到某些東西時心有所感，就會想記錄下來，若不如此，好比船過水無痕，那個心境已不在，沒有寫的動力。
此外，有些時事性的討論，如果不在第一時間加入，幾天後就沒人看了，當然會想在第一時間發表自己的意見。
然而，轉念一想，如果寫下的東西只是為了「逞一時之快」，而那個「心境已不在」似乎說明了感觸並不是值得收藏，那麼寫與不寫真的有差嗎？如果必須要在第一時間之後所發表的意見就沒有人看，那麼發表的東西真的有很大的意義嗎？
克服以上的慣性，並不容易。
而且現在的媒體報導，品質越來越難以掌握，看到媒體報導時，我都得三思：報導是否真實？論述是否合理？幕後是否隱藏特定動機？
舉例來說，前天各大媒體大肆報導李登輝前總統到成功大學演講的過程中，遭到陸生嗆話，於是有大批鄉民藉此高聲謾罵對岸，結果發現這個新聞報導的內容與現實差距甚大。（參考：http://buzzorange.com/2015/11/13/china-student-and-the-fact-of-these-news/）附帶一提，我不認為任何的政治訴求，可以高過於對事實的認定。
時代在改變，很多新的東西不是我們當年的樣貌，複雜的東西也不見得可以想當然耳。因為媒體品質低落，我們不能照單全收，只好在看的時候小心求證，但低劣的東西看多了，我們也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自以為是、以偏概全、過度放大自己。
例如有一篇網路文章，貼出小學三年級的數學試卷上老師批改內容，理直氣壯地罵教育、罵老師，殊不知自己完全在狀況外，不懂甚麼是「概算」。（參考：http://ww.thefundaily.com/cat65/node712910/24253）附帶一提，對於工程設計來說，概算非常重要，在構思時通常是在腦中或紙筆概算。（概算是否應該在三年級教，考題設計好不好，則是另外的問題。）
所以，我的原則是「不為惡」，評論已獲證實的事、分享無傷大雅的事，盡可能對事不對人，除非「人」已經成為「事」中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為對人造成的傷害，並不是更正內容就可以輕鬆了事的。
我的做法是，把想法記錄下來，但發言內容如果有狀況不明之處，需要進一步查證和釐清的話，則先不公開。除非內容有時效性，則我會盡可能標示狀況不明之處，以「假設語氣」和「弱化修飾詞」給意見。
我知道，這樣一來，我的文章的時效性不夠，內容不夠勁爆，但我想我寫文章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而不是取悅讀者，更沒有必要隨媒體起舞和瞎攪和。
此外，有些時事性的討論，如果不在第一時間加入，幾天後就沒人看了，當然會想在第一時間發表自己的意見。
然而，轉念一想，如果寫下的東西只是為了「逞一時之快」，而那個「心境已不在」似乎說明了感觸並不是值得收藏，那麼寫與不寫真的有差嗎？如果必須要在第一時間之後所發表的意見就沒有人看，那麼發表的東西真的有很大的意義嗎？
克服以上的慣性，並不容易。
而且現在的媒體報導，品質越來越難以掌握，看到媒體報導時，我都得三思：報導是否真實？論述是否合理？幕後是否隱藏特定動機？
舉例來說，前天各大媒體大肆報導李登輝前總統到成功大學演講的過程中，遭到陸生嗆話，於是有大批鄉民藉此高聲謾罵對岸，結果發現這個新聞報導的內容與現實差距甚大。（參考：http://buzzorange.com/2015/11/13/china-student-and-the-fact-of-these-news/）附帶一提，我不認為任何的政治訴求，可以高過於對事實的認定。
時代在改變，很多新的東西不是我們當年的樣貌，複雜的東西也不見得可以想當然耳。因為媒體品質低落，我們不能照單全收，只好在看的時候小心求證，但低劣的東西看多了，我們也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自以為是、以偏概全、過度放大自己。
例如有一篇網路文章，貼出小學三年級的數學試卷上老師批改內容，理直氣壯地罵教育、罵老師，殊不知自己完全在狀況外，不懂甚麼是「概算」。（參考：http://ww.thefundaily.com/cat65/node712910/24253）附帶一提，對於工程設計來說，概算非常重要，在構思時通常是在腦中或紙筆概算。（概算是否應該在三年級教，考題設計好不好，則是另外的問題。）
所以，我的原則是「不為惡」，評論已獲證實的事、分享無傷大雅的事，盡可能對事不對人，除非「人」已經成為「事」中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為對人造成的傷害，並不是更正內容就可以輕鬆了事的。
我的做法是，把想法記錄下來，但發言內容如果有狀況不明之處，需要進一步查證和釐清的話，則先不公開。除非內容有時效性，則我會盡可能標示狀況不明之處，以「假設語氣」和「弱化修飾詞」給意見。
我知道，這樣一來，我的文章的時效性不夠，內容不夠勁爆，但我想我寫文章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而不是取悅讀者，更沒有必要隨媒體起舞和瞎攪和。
2015年10月21日 星期三
還認為房市不會跌？
一年前，長輩朋友們還不認為房市會跌，動不動就勸我最好要進場買房。年輕的讀者們可能不知道，像我這把年紀、收入還可以的無殼蝸牛，常常就得面對長輩的責難，以及朋友的勸勉，但是他們完全忽視我認為房地產有可能貶值的看法，感覺上是這些有產階級的長輩朋友在霸凌我這無產階級的不肖份子。
其中最常聽到的說法，就是買蛋黃區中的蛋黃區，也就是大安區，是最保值的。還有說政府一定會出來護航的，因為有這麼多人的身家財產都在房地產上。更有一種我聽不大懂的說法：「反正買給自己住的，漲跌沒有關係」。因此，無論我再怎麼算給說他們聽，說人民的平均薪水與房價不成比例，大多數人民買不起房子，而且租房遠比買房划算，他們似乎都聽不進去，只是一直跳針以上述「經驗法則」勸我一定要買房，否則以後會後悔。
看看今天這則報導，大安區的房價跌最多，跌幅達到15%（註），所以蛋黃中的蛋黃又如何？看看這些年下來，政府和財團的作為，有的亂花錢有的猛賺黑心錢，在經濟、民生、教育上有多大的建樹？政府本身的債務黑洞，加上將來少子化的勞動力衰退的問題，房市一旦崩盤，政府未來還有多少能力去幫房地產護航？我其實很沒有把握二十年後能拿到多少的退休金...
如果我去年在大安區買一棟30坪的房子，那麼到了今天，這棟房子可能已經貶值了大約450萬元。或者說，如果我去年忍住不買，現在來買，我可以省下450萬元。這點錢對過去在房地產上賺大錢的人沒差，但對我這種受薪階級，如果一個月存4萬元，一年存50萬元，那450萬元大約相當於我十年的儲蓄總額。人生有幾個十年？所以我根本不相信「反正買給自己住的，漲跌沒有關係」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我曾說這整個臺灣社會一直在弱智化，就是因為歪理和偏見充斥，不會獨立思考而盲從的人多，造成即便是有思辨能力的個人，也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抵禦弱智的風潮。房地產是一例，土豪的炫富是一例，讀書考試是一例，學者的傲慢也是一例，自我設限的產業經營又是一例。明明有條條大路可通羅馬，偏偏一窩蜂要去擠破頭走那時過境遷、幾乎走不通的路...
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浮現出的是貪瞋癡的人性。貪圖財富逸樂，討厭落於人後，日復一日的過著癡迷的日子... 再度想起我在2007年寫下的幾句話，或許這些經歷才是人生中真正的見聞學思：
五光十色的社會現象中，也蘊藏多元深層的文化。
快速變遷的物質文明中，正激盪傳統思潮的價值。
錯綜複雜的人我關係中，好考驗從容不惑的胸襟。
妄想迭起的慾望人生中，來修養不汲不求的品格。
競爭計較的叢林法則中，多感懷點滴辛勤的付出。
物慾橫流的奢華年代中，學觀照真實永恆的自我。
（註）聯合報（2015-10-21)，「蛋黃區重跌！大安區一坪跌15萬元」，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1262782
其中最常聽到的說法，就是買蛋黃區中的蛋黃區，也就是大安區，是最保值的。還有說政府一定會出來護航的，因為有這麼多人的身家財產都在房地產上。更有一種我聽不大懂的說法：「反正買給自己住的，漲跌沒有關係」。因此，無論我再怎麼算給說他們聽，說人民的平均薪水與房價不成比例，大多數人民買不起房子，而且租房遠比買房划算，他們似乎都聽不進去，只是一直跳針以上述「經驗法則」勸我一定要買房，否則以後會後悔。
看看今天這則報導，大安區的房價跌最多，跌幅達到15%（註），所以蛋黃中的蛋黃又如何？看看這些年下來，政府和財團的作為，有的亂花錢有的猛賺黑心錢，在經濟、民生、教育上有多大的建樹？政府本身的債務黑洞，加上將來少子化的勞動力衰退的問題，房市一旦崩盤，政府未來還有多少能力去幫房地產護航？我其實很沒有把握二十年後能拿到多少的退休金...
如果我去年在大安區買一棟30坪的房子，那麼到了今天，這棟房子可能已經貶值了大約450萬元。或者說，如果我去年忍住不買，現在來買，我可以省下450萬元。這點錢對過去在房地產上賺大錢的人沒差，但對我這種受薪階級，如果一個月存4萬元，一年存50萬元，那450萬元大約相當於我十年的儲蓄總額。人生有幾個十年？所以我根本不相信「反正買給自己住的，漲跌沒有關係」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我曾說這整個臺灣社會一直在弱智化，就是因為歪理和偏見充斥，不會獨立思考而盲從的人多，造成即便是有思辨能力的個人，也必須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抵禦弱智的風潮。房地產是一例，土豪的炫富是一例，讀書考試是一例，學者的傲慢也是一例，自我設限的產業經營又是一例。明明有條條大路可通羅馬，偏偏一窩蜂要去擠破頭走那時過境遷、幾乎走不通的路...
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浮現出的是貪瞋癡的人性。貪圖財富逸樂，討厭落於人後，日復一日的過著癡迷的日子... 再度想起我在2007年寫下的幾句話，或許這些經歷才是人生中真正的見聞學思：
五光十色的社會現象中，也蘊藏多元深層的文化。
快速變遷的物質文明中，正激盪傳統思潮的價值。
錯綜複雜的人我關係中，好考驗從容不惑的胸襟。
妄想迭起的慾望人生中，來修養不汲不求的品格。
競爭計較的叢林法則中，多感懷點滴辛勤的付出。
物慾橫流的奢華年代中，學觀照真實永恆的自我。
（註）聯合報（2015-10-21)，「蛋黃區重跌！大安區一坪跌15萬元」，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1262782
建中青年社的獨立宣言
以一位建中校友的身份，我支持建中青年社的獨立宣言行動。
建中青年CKPOTPOURRI
建中青年CKPOTPOURRI
致讀者與社會大眾：
本刊《建中青年》長期由建中青年社編輯，自九十七期起不再受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審查內容，但由於一四一期發行時該校學務處要求審稿，本刊為落實編輯自主，故不再以該校校刊名義出版。
往後《建中青年》皆為建中青年社發行之獨立刊物，在成立社團法人或類似組織之前，由指導老師負責監督。所有合作、採訪、稿務、業務、捐款等事宜請直接聯絡建中青年社信箱，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不負責此刊物相關業務。
電子信箱：contact@ckpotpourri.com
郵遞信箱：100臺北市南海路56號（請務必註明建中青年社收）
郵遞信箱：100臺北市南海路56號（請務必註明建中青年社收）
《建中青年》一四二期主編林冠廷
《建中青年》一四三期主編林政穎
建中青年社指導老師朱宥勳
《建中青年》一四三期主編林政穎
建中青年社指導老師朱宥勳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行動有些過分，但容我略微解釋我的看法。「建中青年」的重要特色，是它代表著許多建中人所共感的「狂狷」精神，而這樣的精神與校方審稿的做法迥然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如果校方執意要審稿，則建中青年社脫離校方而自謀出路，在我看來是符合狂狷精神的必然作法。
什麼是「狂狷」呢？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在動盪混濁的世道，要走中道很難，尤其當昏君小人當道的年代，狂者能夠挺身而出、勇於進取、力挽狂瀾，狷者能堅守原則、不與小人同流合污，都是這樣的時代所需要的。換句話說，就是有為有守的青年！
我想，無論校方是否基於善意，請尊重建中青年的傳統，讓學生社團為自己的刊物是否有為有守而負責任。刊出的內容，學生讀者自有公論，校方倒是不必如此戒慎恐懼。
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教育事業的資本論」：近期的新聞報導
我前幾天談了「教育事業的資本論」（https://www.facebook.com/shihhaohung/posts/1019635868078901），說足夠的資本是好好辦學的根本。其實現在很多大學出現的問題，都是沒有在資本上規劃好，或者是便宜行事的結果。以下有幾個近期的新聞報導，正好作為例子：
1. 『因為國內大學教授的薪資偏低，在這一兩年裡，已經有至少6位台大的教授被世界各國以5倍的高薪挖角... 今年，沙國又再度來台灣尋找人才，並且開出近千萬年薪的價格。』（http://udn.com/news/story/7314/1224069-台灣低薪無力擋？沙國千萬挖角台大教授）
這是因為全國的教授吃大鍋飯，某些領域的薪資與市場行情差太多，以致於失去競爭力，請不到、留不住一流教授。如果我們不想好好與國外競爭，不想徹底改革的話，就繼續漠視這樣的情況吧。
2. 『教育部和勞動部要求為兼任助理納保，讓學生失去工讀機會、教授沒有助理，考題只能出是非題不能出申論題。』（http://udn.com/news/story/9/1233825）
我想兼任助理納保是正確的方向，所以不大同意這篇報導中幾位教授的意見。但是這裡有兩個資本問題清楚擺在眼前，第一，因為學校的經費過低，要吸收納保所增加的成本自然很痛苦；第二，納保的保費算法對學校和學生很不利，但勞動部沒有配套措施。解決方法無他，就是提高經費或是增加學費，而不是走回頭路。
3. 『大學傳倒閉潮，大學教師恐有萬人失業，博士不吃香，全台博士生人數已連四年下滑到三萬人左右，連國內龍頭台大博士班也受衝擊，校方首次替優秀博士生「加薪」，每年提供六十個名額給直升博士班的學生，補貼月薪二萬四千元共三年、計八十六萬多元，盼逆勢吸引優秀人才讀博士班。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20894)
本來，教育的目的就是提昇學生對社會貢獻的能力，但「社會貢獻」如何評鑑？無論個科系如何吹捧自己，最終還是要檢視「工作機會」 -- 如果沒有工作機會，如何貢獻社會？所以應該在資本上有合理的歸劃，如果學界按照自己的想法培養出產業無法吸納的人才，當然會出現某些領域博士生出路不佳的問題。
至於博士生的薪資，也是以往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博士生不像碩士生只要念兩年，而且博士生往往有經濟壓力，所以以往學校和外界只給微薄的獎助金，無法解決經濟壓力，博士生只好在外兼職，這樣跟國外大多數都是全職念博士的狀況相比，如何能有扎實的訓練？長期如此，博士生的平均水準自然會下滑。
總之，我認為大家要正視高等教育的資本問題，高等教育不是國民教育，本來就應該視為一種投資，不能唱高調，不能忽視供給需求的問題，也不能在薪資和學費上搞齊頭式平等，更不能廉價到品質不足，應該要務實才行。這個基調要正確，才能談對弱勢的補助等配套的問題，否則光是在乎公平性，想以低學費取悅民眾，結果就是扭曲了高等教育。
1. 『因為國內大學教授的薪資偏低，在這一兩年裡，已經有至少6位台大的教授被世界各國以5倍的高薪挖角... 今年，沙國又再度來台灣尋找人才，並且開出近千萬年薪的價格。』（http://udn.com/news/story/7314/1224069-台灣低薪無力擋？沙國千萬挖角台大教授）
這是因為全國的教授吃大鍋飯，某些領域的薪資與市場行情差太多，以致於失去競爭力，請不到、留不住一流教授。如果我們不想好好與國外競爭，不想徹底改革的話，就繼續漠視這樣的情況吧。
2. 『教育部和勞動部要求為兼任助理納保，讓學生失去工讀機會、教授沒有助理，考題只能出是非題不能出申論題。』（http://udn.com/news/story/9/1233825）
我想兼任助理納保是正確的方向，所以不大同意這篇報導中幾位教授的意見。但是這裡有兩個資本問題清楚擺在眼前，第一，因為學校的經費過低，要吸收納保所增加的成本自然很痛苦；第二，納保的保費算法對學校和學生很不利，但勞動部沒有配套措施。解決方法無他，就是提高經費或是增加學費，而不是走回頭路。
3. 『大學傳倒閉潮，大學教師恐有萬人失業，博士不吃香，全台博士生人數已連四年下滑到三萬人左右，連國內龍頭台大博士班也受衝擊，校方首次替優秀博士生「加薪」，每年提供六十個名額給直升博士班的學生，補貼月薪二萬四千元共三年、計八十六萬多元，盼逆勢吸引優秀人才讀博士班。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20894)
本來，教育的目的就是提昇學生對社會貢獻的能力，但「社會貢獻」如何評鑑？無論個科系如何吹捧自己，最終還是要檢視「工作機會」 -- 如果沒有工作機會，如何貢獻社會？所以應該在資本上有合理的歸劃，如果學界按照自己的想法培養出產業無法吸納的人才，當然會出現某些領域博士生出路不佳的問題。
至於博士生的薪資，也是以往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博士生不像碩士生只要念兩年，而且博士生往往有經濟壓力，所以以往學校和外界只給微薄的獎助金，無法解決經濟壓力，博士生只好在外兼職，這樣跟國外大多數都是全職念博士的狀況相比，如何能有扎實的訓練？長期如此，博士生的平均水準自然會下滑。
總之，我認為大家要正視高等教育的資本問題，高等教育不是國民教育，本來就應該視為一種投資，不能唱高調，不能忽視供給需求的問題，也不能在薪資和學費上搞齊頭式平等，更不能廉價到品質不足，應該要務實才行。這個基調要正確，才能談對弱勢的補助等配套的問題，否則光是在乎公平性，想以低學費取悅民眾，結果就是扭曲了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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