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術界的「大躍進」

台灣近十多年來的高等教育評鑑，特別注意大學的世界排名。為了要衝高世界排名，學校研究了各個排名系統的遊戲規則，研究後不難發現，衝高世界排名最有效率的方法（效率的意思是，花最少的錢，前進最多的排名），就是多多發表論文。因此，鼓勵教授發表論文，原是權宜之計，希望先將排名衝高，吸引更好的師生來創造更好的校園環境，才是實質的目的。

發表優質論文並非易事，需要有高素質的人來做研究和一流的研究環境。但若以管理面來看，發表論文的成本，大約是研究人員的薪水，加上研究設備及學校管理的這個費用，還有論文發表的費用。如果將「如何提高論文產出」作為管理的議題，假設我們是教育部，該如何進行？

首先，我們進行SWOT分析。台灣的大學，在人事成本（教授、研究生的薪資）上比世界先進國家低好幾倍，因此這就成為台灣與其他國家競爭的最大優勢（Strength），我們只要花點錢給獎勵，師生就會努力作研究。但研究環境比不上先進國家，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夠建構起來的，算是弱點（Weakness），那多做些不用高級設備的論文就好。而機會（Opportunity）就來自於台灣人民普遍重視學位，如果增加原有大學的錄取名額，或是將學院、專科改制大學，增加新學校、新系所，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力來提高論文產出。潛在的危機（Treat）是產出一大堆沒有用的論文，所以必須有所限制，一定要SCI或SSCI旗下的期刊才行；另一個潛在的危機，是大家不去做產學，但那是經濟部要擔心的問題。

大家對這個SWOT分析有意見嗎？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執行面上處處是問題。

第一，政府所提供的研究經費，並沒有非常的龐大。表面上五年五百億看似很大的經費，其實分配到每個學校各系所每個教授手上（如果有被分配到的話），充其量不過是一百萬元的研究經費，要如何與國際競爭呢？一百萬元一年的研究經費，在國外連雇用一位博士研究生都不夠，更何況這樣的經費包括設備費、出國差旅費等，根本沒有讓教授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而拿到這樣的經費的大學，等於是簽了賣身契，必須設法衝高排名，以配合政府演出。對教授來說，他的薪水並沒有增加，但是多了生產論文的壓力。

第二，五年五百億的作法，產生了大學之間的排名競爭和資源爭奪戰。原本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每年只有一百億，政府要看各大學的業績來給下一年的錢，於是各大學為了爭取經費，開始自我吹噓自己排名有多高。同理，各系所為了成為學校可以拿出去邀功的「亮點」，開始拉拔那些明星教授。可是這些政府和學校的主管，有能力、有時間去分辨這些亮點的真偽嗎？把台大提出的計畫，拿給清、交、成組成的委員會去審查，如果你是審查委員，要當黑臉還是白臉？當黑臉的話，以後你提的計畫還想通過嗎？把台灣這個原本還算善良的學術生態，變成有來有往的「江湖」，這等於是「二桃殺三士」，因為有些人看不下去，根本就不進來玩了。

第三，在管理階層不斷的呼籲要提升排名、提升論文，甚至為此制定的評鑑、獎勵辦法的時候，有些系所或是教授，理所當然地將這些目標轉嫁到學生身上，成文或不成文地規定研究生畢業所需的論文點數。對此，聰明的教授和學生，也會做SWOT分析，自然想出了最有效的辦法，那就是找一些較容易刊登的、不需要長期研究的SCI/SSCI期刊，或者是不需要高貴的設備也可以與國際競爭的領域。這樣一來，就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生產出許多SCI/SSCI期刊論文，學生早點畢業，教授早點升等，學校排名向上，教育部也很開心，但這些期刊論文的品質如何呢？找個冷門題目做到世界第一的研究有沒有用？很少人關心，直到教育部長因為論文造假案下台，才廣為人所議論。

五十年多前的中國大陸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那個時候中國政府說要超英趕美號召全體民眾進行所謂的「大躍進」，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躍進」。台灣這十多年在高等教育上的作法和結果，是否有如五十多年前大躍進？

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大躍進的後果使得這場運動最終難以為繼，鋼、鐵合格率低下，大量資源遭到浪費，勞動力的轉移帶來產業結構畸形和農業生產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颳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和公共食堂的浪費，與貪污腐化、強征強搶強佔，導致無權勢的農民百姓大量死傷受害，最終釀成全國大飢荒的悲劇。

今天我們回頭來看，當初號召大學要去追求卓越、提昇排名的人，並非笨蛋，或許也有很好的理念，但是在執行面上完全沒有考量到人性面、各領域的差別，沒有足夠的人才來妥善執行，卻一意孤行，要所有的人都做同樣的事情，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所有的人，而且在造成許多問題之後，包括嚴重的產學落差、學用落差在內，沒有即時檢討轉向。

平心而論，產學落差、學用落差，並非純然是大學評鑑排名、廣設大學的問題，政府和業界也得負擔起相當的責任。關於大學評鑑排名，若明白排名只是權宜之計，需大幅引進業界資源、招收國外優秀學生來實際提昇教學研究，才不會一直卡在衝排名的迷思。當年廣設大學，若台灣這些年的經濟蒸蒸日上，白領職缺大幅提高，或許是明智的作法。但我們今天不是放馬後砲，因為經濟上的問題早就浮現，但政府礙於民粹，未即時處理，以致於學位大幅貶值，學生失去學習意願。

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所發表的2015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台大不升反降。（參考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6/article/2532）可見，某些權宜之計，只能讓我們攀升到某個境界，到了之後就該放棄，如同以筏渡河之後，自然捨筏而行，如果還緊抱著這些權宜之計，如何邁向更高的目標？我們系上許多教授都知道，自己還在二流的境界，而要往一流的目標前進，必須徹底改變體質，在根本上有新的作法，不然就只會停在這裡，被其他國家所超越。

看到這些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要記取這些教訓，不管政府今天要推動什麼所謂追求卓越的政策，例如要國際化、要促進產學，請量力而為，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只看指標，要充分體察、正確詮釋民意，而且必須隨時檢討修正。這些說得簡單，但做起來不易，所以要做一個好的政治家，不是只要長得帥、會背數字、會利益交換、會吃飯喝酒到處拜票就算了，要致力想出新方法才能端出真正好吃的牛肉。

什麼是新方法呢？

首先，政府和學校不要再存有父權式的想法，光是憑著一個教育部高教司，如何評鑑所有的大學？靠著成立不久的科技部產學司，如何廣泛審查所有的產學合作案？大學光靠記點制度，就要評鑑各個系所專業領域的教授、學生？五年五百億的教訓，已經說明了政府在規劃、分配經費上不僅缺乏專業，一昧追求績效指標的作法，還造成學校之間的對立、校方和教授的對立、教授之間的對立、教授和學生的對立。如果沒有能力，就不要貪多嚼不爛。學會分析實際狀況後對長官說「不」，才是負責任的表現。

能做到上述這點，我們所想出的新方法才會有意義。如果掌權、掌資源的人態度不變，新的制度會被扭曲，新的方法會失效，提出新方法的人會被檢討，何必呢？昨天有位幾年前被從國外延聘回來在某大學擔任所長的資深教授告訴我，他提出了一些改革的作法，某位系上大老聽到後聲淚俱下，說這樣一來系所排名一定會退步，果不其然，隔年就退步了兩名，然後他就被院長找去訓了一頓。不久之後他離開那所學校，再隔一年，作法還來不及被大老改回來，排名卻往前進了三名！

殊不知，要遂行長遠有利的改革，往往必須接受短期的陣痛，如果從事教育界這種百年樹人的工作，還採取短視近利的態度，那根本不配談什麼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