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的流通」和「人才的交流」是知識經濟時代中，教育、研究、產業、政府，乃至於跨領域合作，最為重要的兩件事。歐美各先進國家近年致力於這兩件工作，以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因此，產官學應規劃如何善用資訊科技、落實資訊基礎建設、推動資訊教育，來促進資訊的流通；應思考如何突破現有的產業、政府、教育的框架，摒棄單位只求自身業績表現的本位主義，營造互動、利他的氛圍，贊助而非以管理者自居，讓如黑客松、Maker Faire、線上課程、crowdsourcing之類的民間社群自發性的活動，成為教育、研究、產業、政府發展的重要資源。
以上一段話，是我一篇研究報告的結論，但也是我認為台灣未來發展的總綱。做起來並不難，難的是掌權者、主事者要放下權力，或是改變自己的態度。政府長官，如果沒辦法快速全盤了解的話，至少要設法理解一件事：這些民間活動，隨著網路持續發達，不需要你們來推動，也只會越來越熱烈、厲害；我說產官學應該要積極運用這些資源，其實是給個台階，不這樣做的話，恐怕會成為跟不上時代的恐龍。
知識經濟時代的恐龍
很弔詭地，產官學吸收了國內最好的人才，怎麼會成為跟不上時代的恐龍？簡單地說，我們的考選制度、文憑主義，在現今知識爆炸、強調創新、國際競爭、終身學習的時代，早就已經是舊時代的產物。這些舊的用人思維，讓一大堆頭腦不錯的人，都去念死書、拚考試，進到單位之後，重視的不是專業的才能，而是人情練達、處事圓融的官場文化，這樣的文化，維持穩定可以，但每當遇到外國強權入侵的時候，這些官場文化振興不了國家，反而殘害忠良，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如果一個國家最優秀的人民，都搶著要進政府當公務員，那這個國家沒甚麼競爭力。這樣的論證，可隨手擒來（例如：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82.htm）。台灣現在的公務系統，長年下來，累積了很多問題，所以一時之間，即便想改革，也困難重重。還記得，馬先生在2008年選上總統時，誓言要改革，到現在有改到大家滿意嗎？
民眾集體智慧比恐龍更會應變
非得要等到選舉慘敗，執政黨才會知道已經大幅背離民意，趕快找包括翟神在內的網路意見領袖來總統府、行政院講基本網路知識，想了解網軍。如果只是為了選舉而做這樣的學習，並沒有實際吸收民間智慧的作為，我想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類似的，學術界和產業界的高層，一直用自己主觀的想法批評年輕世代不夠努力，非得要等到年輕人哇哇叫，國外來挖人才，本土人才離鄉遠走或開始創業自救，才會開始真正注重學用落差、產學合作。但如果高層還是同一批人，頭痛醫頭，趕快弄一些創業基金、辦一些創意競賽，並沒有實際吸收民間智慧的作為，我想也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所以我這篇要指出的是，想要有所作為的產官學單位或個人，不要凡事都倚賴上頭給的資源，要知道民間早已自發性地發展出許多專業的社群，舉辦很多活動，應該多去接觸這些資源，設法串聯民間社群一起合作發展。
如何串聯民間社群一起合作發展呢？
其實一點都不難，只要放下身段，多方嘗試去和各種民間活動接軌。但實際上又非常難，因為產官學的基層人員，往往有做不完的雜務或業績，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串聯民間社群，被不明理的長官看到，搞不好還覺得是在搞外務。更不用提那些工時超長的工作，睡覺都來不及。等到成為資深長官了，即便有時間，恐怕也懶得理會民間社群。
我一直很想跟一些社群接觸，只是一直沒有時間。今年被長官找去幫教育部做「資通訊系統軟體跨校資源中心」，只好想些辦法來推動系統軟體的課程和加強產學互動。自己平常愛批評，等到自己出來做事，總得想辦法做好。我想到的作法，就是與民間社群一起來把餅做大。
自造者的文化
我自己從小就是自造者（maker），總是希望做出一些有個人特色的東西。自造者本身，通常都有些個人特色，不隨便隨波逐流。當年，兩位Steve，就是從這樣的社群中發跡，創立了Apple。以前在光華商場全盛時期，孕育出許多的makers，後來對於台灣的資訊電子產業，貢獻良多。
昨天跟舉辦Maker Faire的朋友聊了好一會，決定爭取到在五月底華山文創園區的展場，租用十個攤位，希望藉此能讓高等教育和民間接軌。我剛剛問一群研究生，有沒有聽過Maker Faire這個活動？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聽過，我覺得現在資訊系的學生實在有夠宅，但會不會宅得太過分了？我請學生們去看看Maker Faire （http://www.makerfaire.com.tw/），先號召三組學生去擺攤，告訴他們這為什麼是重要的訓練。原因之一，你們發展出再厲害的技術，也要想辦法讓老闆和客戶知道，所以你們要學會把自己擅長做的東西，講解給普通人聽，引起他們的興趣。
去年在台北辦的Maker Faire，有將近200個攤位，三萬人次參加。我問道，研究生在實驗室做的研究成果，為什麼不能愉悅地呈現給這些參觀者前面？學校的研究生，為什麼不能和那些愛好自己做東西的朋友多一些交流？實驗室做的東西，為什麼不能影響更多makers？
上述的問題，沒有說「不」的原因，只是不知道，因為學校蓋起了象牙塔。我想，政府和業界，也不大知道什麼是makers，不知道為什麼美國、英國在推動青少年程式教育，也不真正關心自由軟體，因為大家都蓋起了各自的象牙塔。整個國家，充滿了象牙塔，單位之間不讓資訊流通，不讓人才交流，很多該做的、可做的不做，大家才會「悶」。
不管如何悶，民間最厲害的，就是找到出路。象牙塔，擋住的是住在塔頂的那些人的視野，他們以為自己看得很遠，其實看不清楚地面上有許多人透過綿密的網路交流，產生出許多新創的事業。這些makers，靠著自己學，自己摸索，找到機會和道路，那樣的經驗，是象牙塔內的人需要多學習的。
駭客精神和黑客松
駭客是不願意受到束縛的一群。往好的一面看，駭客就像電視裡的馬蓋先，可以突破環境的限制，靈活運用手邊的資源有效、迅速解決問題。在正規的方法都無效，需要出奇招的時候，駭客精神會是致勝的關鍵。在我們資源缺乏的小時候，想要做些事情，會想盡辦法，因此無形中就學習到駭客的精神。很可惜，只會讀書考試的學生，在優渥環境中，往往欠缺這樣的精神。這幾年蔚為風氣的黑客松，可以用來鼓勵和訓練這樣的精神。
黑客松是hackathon的音譯(參考http://zh.wikipedia.org/wiki/Hackathon)，發源於1990年代末期由資訊科技界的活動，為了快速推動某項專案，號召相關不同專長的人員相聚在一起緊密合作幾天到一周不等。其精髓在於：「很多人，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相聚在一起，以他們想要的方式，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整個程式設計的過程幾乎沒有任何限制或者方向」。
隨後黑客松的規模逐漸擴大，在美國廣泛受到大學、大公司、甚至政府的支持。由於資訊科技演進迅速，對各行各業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關注於黑客松的，不僅止於資訊科技人員。黑客松時常用於跨領域的整合專案的推行，例如「Music Tech Fast」聚集音樂人、黑客（駭客）、研究者、業界等人士，以三天的時間進行音樂的創意發想。此外，科學界有Science Hack Day，自2010年起，已經在15個國家舉辦過45次活動。
原本是民間人士和學生發起的黑客松，逐漸獲得大學當局的支持。今天，美國各大學紛紛在校園中舉辦大型的年度黑客松，成為各校的重要教育和推廣活動。如著名的加州柏克萊大學在2014年舉辦的Cal Hack有1500人參加，其他一流大學亦不遑多讓，如MIT舉辦HackMIT、密西根大學的MHacks、耶魯大學的Y-Hack等等。
隨著規模的擴大，參加者不僅止於當地學生，辦理的形式亦趨多元化，伴隨著活動而來的是擂台賽的形式，往往由贊助者提供大獎，以資鼓勵。近年、Facebook、Google、Microsoft等大公司，不只提供贊助經費和獎項，還鼓勵其員工參與的黑客松，成為產學互動合作的活動。黑客松最著名的業界產品，是許多臉書使用者在熟悉不過的「讚」按鍵（Like button），起源於社群的討論。除了企業之外，政府單位也嘗試藉由黑客松引進民間的智慧，例如美國國會在2011年「開放政府黑客松」，希望藉由民間的力量做出一些好用的軟體來推動所謂的開放政府。
台灣的黑客松
雖然起步較晚，但台灣已有若干民間發起，透過網路發展的社群，已逐漸居於樞紐地位。例如黑客松活動，已在各大學和地區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開始，這類活動僅限於資訊系學生、電腦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但現在台灣的黑客松也日趨多元化，歡迎各方人馬參加，有各類的主題，成為業界、學界的大融爐。台灣黑客松(Hackathon Taiwan, https://hackathon.tw)為一非營利組織，接受企業贊助，在各地推廣和辦理黑客松活動。包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在內的大學，也都年年由學生社團舉辦黑客松。
以台大黑客松(HackNTU, http://2015hackntu.github.io/ 為例，由2013年的10小時、2014年的30小時，將在2015年擴大舉辦，將邀請世界各國好手。這類的活動，學校當局多半只需提供場地，由學生自主性規劃、籌措經費、邀集參與人員、以及辦理活動，從這樣的活動中，學校不需要挹注大批預算與行政資源，即可舉辦大型活動，擴大對社會、社群的影響力和對產學合作事務的推動，同時學生可藉由舉辦活動獲得團隊合作的實務經驗，可謂一舉數得。
台灣網路社群的興起與文化變遷
近年台灣，由於智慧型手機和通訊網路的普及，年輕人上網已蔚為風氣，加上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的推波助瀾，許多的網路社群興起，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個面相都產生深遠的影響。對於政治議題，公民可藉由網路取得資訊、參與政策討論、串聯發起運動；在經濟上，網路行銷、購物，大幅影響消與改變消費和產銷的行為；許多網路資源與線上課程，逐漸改變教育的形式、增加學習的效率。
而上述的改變，造就快速的文化變遷，也使得傳統的經營管理方式，在面對年輕族群時，往往在認知和習慣上有很大的落差，產生溝通與執行上的問題，甚至造成族群對立。因此，舊時代傳統父權式的教育與管理方式，產生宏大的代溝，其實也直接或間接造成現階段的教學效果不彰與產學落差擴大等現象。代溝不易弭平，但若能藉由社群自發性的活動，以同儕效應去激發年輕人的衝勁，或許能夠找出突破現況的動力。
走出象牙塔
系上的徐慰中教授和我，去年初在台大成立一個異質計算架構研究會（HSA Workshop），每周抽空指導學生討論HSA相關的議題。起初只是為了做研究，後來我們覺得，為什麼不走出象牙塔，把自己花很多時間搞懂的東西分享給大家？如果相信我們做的是真正對於學術、產業有幫助的研究的話，為什麼不設法擴大我們的影響面，讓更多學界和業界人士一起進到這個領域？所以我們自力在今年三月辦了一場整天的HSA Tutorial Day。延續這個想法，我們計畫在暑假還要在南北各辦一場四天的異質計算工作坊。
我們知道，辦這樣的地區性活動，台大不認為是甚麼學術貢獻，對教授升等、學生畢業沒甚麼幫助，而且自己還要出去募款，增添許多麻煩，但這是務實的產學互動，而且台大不應只是顧著自己的世界排名，應該要對於社會有所貢獻，要走入社會和產業去號召人群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當徐慰中教授和一些業界先進對我說，他們很認同和支持這樣的理念，看到參與活動的學員收穫滿滿的時候，我們覺得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
知識經濟中的學、用、創新
我個人認為，資訊流傳如此迅速，學習的方式已經不應該像過去一樣，一路唸到碩士、博士，證明自己學問夠廣博、專業夠厲害，再去找個可以做一輩子的工作。學習知識和使用知識，應該是不斷地交錯發生、起交互作用。而創新，很多時候是從這些交錯之間油然而生。
產學合作的推動工作，應多方引進新思維、新作法，才能突破傳統，鼓勵創新文化。如果產官學各占山頭，各據本位，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不思考如何加強縱向與橫向的溝通協調，而想藉由設立獎懲辦法和關鍵指標來控管績效，則結果往往流於形式，效果不彰、弊端叢生，若因此增加多項防弊措施，則又成為因噎廢食之舉，反而阻礙進步。
產業持續進步，尤其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帶動各項產業，成為各領域進步的幕後推手。學界的教學和研究，也因為資訊科技的進步，而產生許多的變革。在先進國家不斷竭盡心思研擬改進教學方法、鼓吹跨領域研究、促進產學互動的同時，台灣的學界實不應故步自封，陷在以世界大學排名為奮鬥目標的窠臼中，造成產學脫節的局面。
我們最近看到許多民間團體的線上課程、黑客松、產學實習、網路社群、共學團體等新作法，都是學校當局能夠借重的寶貴資源。而校方在產學合作上，更應該在產官學之間積極扮演領導、連繫、協調者等角色，而非一昧承奉和執行政府當局的意旨；我們應該讓大學回歸其原有的多元化的角色，以及發揚自由的學術風氣，才能在不受傳統或主流框架侷限的環境中，培養出社會所需，以及能夠引領社會的形形色色的人才。
產業、政治上的領導者，亦復如是，才能突破傳統、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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