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談到如果要深究學用落差的話，家長、學生、教授、政府、業界都有責任，所以這回我們來快速檢視一下各界的責任。
家長和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點，在進入學校教育之前，對小孩的人格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家庭。而進入學校之後，家庭教育仍舊是關鍵。然而，台灣的家長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擔心在意學校成績，遠多於人格的發展。
剛好昨天有位台大電機的學長談到為了教育小孩，這五年來辭掉工作擔心煩憂的故事，所謂天下父母心，然而在關心孩子的同時，卻不見得真的懂孩子的「特性」。他的女兒因為國中成績敬陪末座，在學校很不愉快，進而開始「學壞」，甚至厭世。送到昂貴的私立學校，在家裡教她，也沒有效果，只有更多的爭執。
正當情況糟糕到不行，因緣際會，女兒接觸到美術，產生了報考美術班的念頭。後來竟然發現，女兒有著「圖像式的記憶」- 在素描時，只要看一眼，就能連細節一起畫出來。但是在腦袋似乎少根筋，無法像常人般用邏輯思考解數學題目。找到特性後，很快就學會畫畫，考上美術班之後，彷彿在另一個世界優遊自在。
除了找到特性之外，家長和學生還需要共同規劃未來的道路，同時各自負擔一部分的責任。然而，當家長忙著賺錢，學生忙著應付考試的時候，誰有時間來做這件事？但有捨才有得，如果沒辦法抽出時間來做這些規劃，學習負責任，那麼到了大學，仍舊只知道讀書考試 -- 很多家長希望子女考公職，謀個安穩的工作，但其實出路有很多，只要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我想到「行行出狀元」這句話，除了用來鼓勵學子從事各種職業之外，更重要的是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吳寶春是最近常被提到的例子，其實這樣的例子可以有很多的 -- 前提是在源頭的家庭教育上多一些開放性和開創性的思考，搭配上體制內和體制外提供的多元化發展管道（學界和政界的責任），以及業界精益求精、重視品質而提供相對的報酬（業界的責任），就有希望讓某些行業經營得宜、蓬勃發展。現代狀元的標準，不應該是會讀書、高學歷，而是以具體對社會做了什麼貢獻來去評論一個人有沒有「用」。
接下來快速談談學界的責任。在我的想法裡，學術界應該是多元化，提供支持上一段所談到各行各業發展的關鍵教育與研究。然而台灣的學術界，一直受政治力影響而蒙上一元化的陰影。政府想推動特定政治意圖，很直覺地想到要「動員」學校的資源，而動員的機制則往往是很粗糙、虛偽，乃至於蠻橫、廉價。我想，政治力和政治意圖的過度介入，這是台灣的大學改革會淪落到今天這般的地步的最大元兇。
而且，當情況已經很糟糕了，學術界還缺乏共識。有些人在象牙塔裡面，覺得外面的紛紛擾擾與他們無關；關心產學議題的教授們，在過去這些年論文掛帥的學術評鑑風潮中被打入冷宮；此時此刻，誰說話有份量？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上罵的很兇，雖然我不見得完全同意他的主張和論法，但我尊敬他作為一個學者的風骨，或許有人會說學界中人做這樣事不只是不務正業，狗吠火車、無濟於事，但我想這應該算是「愚公移山」之類的事，而且社會上需要多一些愚公。
當前學界、政界、業界對於學用落差的責任，一直在互踢皮球，沒有具體可行、大規模的解決方案。我參加過一些官方色彩的研討會，大部分都只能談論到一些頭痛醫頭的改進措施，但對於許多積弊已深的問題，主持人幾乎只能說牽連甚廣、茲事體大、缺乏資源而束手無策。
我想，在當前「卡關」的情況下，除非有奇蹟，否則短期間不可能有全面性的解決方案。最近有人開始以希臘的困境比喻台灣的未來，政府不可能持續大規模補貼學界做世界一流但與國家發展和人民生計無關的研究，也不可能持續大規模補貼業者做他們原本應該自行負擔的成本和風險。因此，學界應反思自身的教學研究的價值，而缺乏競爭力的業界應當淘汰或轉型，及早朝有未來性的特定領域投入研發資源，而政府應該改變投資的思維，提昇資源鏈結、經理的能力和層次。政府切莫昧於民粹而濫投資源，唯有務實慎選個案並且作出成績，才會讓人民有信心。
業界自身的問題很多，即便有關心學用落差的問題，或是想做些產學合作，往往也不知從何入手，這有一大部分是業界的問題。有些業界進步或變遷很快，如果不主動讓學校知道業界的需求，學校在回應業界的需求上，自然會很緩慢。在獨尊SCI的歲月裡，我跟業界人士說，你們可以做的事很多，第一，去跟政府反應，不然學界只在乎教學生寫論文；第二，提高聘用「專業能力」的學生的起薪，否則學生在校修營養課程，就業前準備面試題目就行了；第三，主動與學校做產學合作。
如果大家都盡到自己該盡的責任，我想在過去這些年應該不會如此沈淪，但或許需要一些教訓，才會讓這個社會省思該怎麼做。
（待續，連載中）
對應報告原文(P.124~125)：
然而學界並非普遍認同這樣的批判和期許。部分學界人士從學術本位的觀點，採取「理論（大學教育）」與「實作（技職教育）」分離式的思維，來進行回應，指出「學用落差是種必然現象」（李嗣涔，2013）、「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盧宸緯，2009；張舒涵，2011），除將責任推給業界，認為「適合大學生的工作僅四成」（自由時報，2014），且抨擊「業界無法善用人才，致人才外流」（曾嬿芬，2014）。雖然也有部分學者試圖針對大學政策與教授評鑑制度進行檢討，如清大榮譽教授彭明輝指出「評鑑制度導致台灣學界與社會與產業發展脫節」（彭明輝，2011年4月28日），輔大戴伯芬指出「是高等教育擴張失控與資源誤置，應建立大學退場機制」（戴伯芬，2015；聯合晚報午後熱評，2014年12月30日），但眾說紛紜，仍難以達成消弭產學落差的共識，更不用說找出適切的解套方案。
政府為因應產學間的落差狀況，提出以「鬆綁升學主義」為目標的教育改革、協助畢業新鮮人就業的「大專生企業實習」政策（俗稱的22K方案） （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2009） 、「學用合一」（吳淑媛，2014）、「縮短學用落差」（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4年5月30日）等計劃，但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措施，除了難以消彌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更造成文憑通貨膨脹、高學歷高失業、技職院校大學化、畢業起薪降低等狀態（李政釗，2010；天下雜誌，2012）。
雖然政府與學界已逐漸意識到產學落差對社會的嚴重衝擊，也提出若干政策，然而各界仍舊認為大學教育品質及就業環境逐年在惡化中，因此造成人才的外流。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2014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及「國際人才評比報告」指出，在60個受評國家中台灣競爭力排名第13，較前年下滑2名（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年5月22日），而人才競爭力排行27， 是5年來最差的成績，顯示出我國人才外流、或外來人才不易進入的嚴峻情況，也呈現產學落差所造成的影響，不只反應在青年失業率高、業界招不到合適人才、與學用不符上面，同時也反映在國家競爭力表現上。中學生出國的人數增加，也意味著對於國內的高等教育和就業環境失去信心（人間福報社論，2015）。
報告原文下載網址：http://www.cppl.ntu.edu.tw/research/2014research/2014final/10307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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